官品第七；又有八品之县令长相，其秩当为四百石。这三等县令长相，分别有与之对应的乡品。《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引《宋武帝诏》:
百里之任，总归官长，县尉实效甚微，其费不少。二品县可置一尉而已，余悉停省。
可见，二品县当为最高一级之县，当即千石县。是千石县令之乡品应为二品。又《晋书·王彪之传》:
转吏部尚书。简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
文中“句容近畿三品佳邑”之“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王彪之语谓昔不过使曲安远为乡品三品之秣陵县令，尚“谈者纷然”;今又使之居“近畿二品佳邑”,那更其不妥了。“三品县”之秣陵，大约即六百石县。又据前引《广南记》,四百石长乡品四品。由此可得县令长相的秩等、官品与乡品关系如下：
千石县令，官品六品，乡品二品；六百石县令，官品七品，乡品三品；四百石县长，官品八品，乡品四品。
由此可见，交趾秀才吴甫之乡品原约三品，应拜授六百石令；由于“累年不迁”,他自请减乡品为四品，为四百石长。经诏准后，以此交趾秀才皆为四品，不能超过吴甫，以示褒彰孝行之意。就是说，交趾秀才过去一般是给予三品之第的。由此可见，秀才之乡品约为三品，但也有四品者。而且，秀才之乡品，与策试等第及散郎拜授亦无关系。
同时，由“交趾茂才皆为四品”句还可看到，秀才之乡品似乎还与地区有关。《晋书·陈颗传》:“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是中正例以二、三品人士为之，人士荟萃之地，以二品为中正；人士寡少之地，则以三品者为之。大约被认为“少人士”的地方，应举者的乡品，就也相应定得较低。前述汲郡之赵君平，太守羊伊举之为孝廉时已称“尽国美”,为其地之最优者，然而也只能宣布“宜进品三”,似乎汲郡孝廉的规格只能是三品。因材料不足，难以确证，尚有待于方家详考。
关于廉吏之乡品，有直接材料两条。《晋书·刘弘传》记其奏辞曰：
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贼至守卫不移，以致拷掠，几至殒命。尚书令史郭贞，张昌以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遁逃不出，昌质其妻子，避之弥远。勃孝笃著于临危，贞忠厉于强暴，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
廉吏仇勃之乡品为四品，而归乡令大约是三品县，这里不拘品位，是用为褒奖(参用唐长孺说)。又《晋书·陈敏传》: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后文又记华谭与顾荣等书曰：
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
是廉吏陈敏之乡品，约在六、七品间。晋尚书令史有八品、九品二等。八品令史以乡品四品者为之；陈敏乡品约六、七品，所任之仓部令史约在官品第九。综合仇勃、陈敏二人情况，廉吏之乡品约在四品至六、七品间。
以上之分析，依据的是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察举与乡品关系的材料。但是这种关系，也可以由间接材料加以推测。例如《晋书·温峤传》:“后举秀才、灼然。”“灼然"一科必举于乡品二品者，知温峤举"灼然”前必已为二品，这二品大约是举秀才时得到的，是秀才亦有二品。又同书《纪瞻传》:“后举秀才……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寒素”举自乡品不及二品之人，知纪瞻举秀才时没有得到二品，或许只得到了三品，是秀才之乡品有二、三、四品三等。
这种关系，亦可由应举者拜郎后所迁调之官加以推测。因为根据前引《广南记》,吴甫请为四百石长时特请减品，后经诏准予以降品，才补为四百石长，可知不但乡品低者不能逾品任用，而且乡品高者为低品之官，也是不合通制的，必须作为特例处理。散郎的除授虽无乡品限制，但由散郎迁调之官，就必须与乡品一致。例如，贤良一科任用情况较为明确者有5例，如不计举后直接拜授之散郎，其迁调情况是：阮种，尚书郎、中书郎；邵选，征东参军、尚书郎；索靖，驸马都尉；挚虞，太子舍人；夏侯湛，太子舍人。由之推测，他们举贤良后都得到了乡品二品。
同理，秀才李含、乐广、卢谌、索琳、杜毗等为公府掾，戴邈为太子洗马，华谭、荀岳为太子舍人，虞潭为大司马祭酒，李柔为相国从事中郎，他们大约都得到了乡品二品。又如孝廉陈寿、曹毗为著作郎，孙旗为黄门侍郎，傅咸为太子洗马，他们大约也都得到了乡品二品。又孝廉王逊为吏部令史，虞溥为尚书都令史，这两种令史官品八品，乡品约为四品。又孝廉陶侃拜郎后入伏波将军府为舍人，其所得乡品大约不会超过四品。是秀才、孝廉之乡品，都有二、三、四品三种。又晋代太学生试经，“才任四品”者可署为吏，是其乡品通为四品。
由此可见，认为应举者之乡品与策试成绩相关的说法，绝难成立。仅由前引之《赵穆别传》之“宜进品三”及《广南记》“交趾茂才皆为四品”语，已足以证明应举者之乡品与科目类别相关，是在策试之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至于一科之内是为二品还是为三、四品，则在原则上应与被举者之才德有关，还可能与被举者的出身地区有关。同时这也可以证明散郎除授与乡品无干这一论点。如前所述，秀孝之乡品在二、三、四品之间，但是拜为议郎、中郎还是郎中，却不系乎乡品之高下，而是取决于策试成绩。三种郎官秩禄有别，策试优者可得较高待遇。
由此可见，虽然通过察举，一部分普通士人有了提高自己乡品的较多可能，但特别是在最为主要的秀孝岁科之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得到上品二品，而只能屈居三品或四品，尽管形式上他们仍被称为“一州俊选”“古之名贡”。孝廉所得之乡品，从实例来看其平均水平又较秀才为低。而权贵子弟由之起家的“清途”诸官，一般均以乡品二品为资格；他们凭父祖爵位门第便可以轻取高品优状，步入“清途”。即就“散郎”而言，权贵子弟凭赐官就可以得到，而秀孝却须经州郡“试职”、中央策试之后方能获得。就此而言，察举制在此期已不如汉代那样，是士人之入仕荣途了。在九品官人法的制约之下，察举已被置于低于“清途”的地位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