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请废九品疏》又指出，中正“品不料能”,“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中正以含糊不明、暖昧空洞的“上上”至“下下”之"九品",而不是以确实的功实评定士人，并且“状”也是“徒结白论，以为虚誉”,这就特别地适合于士族名士的口味。干宝《晋纪·总论》记晋时士族浮华之风：“风俗**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这“名重海内”之“名”,也便是刘毅所斥的中正所“隆”之"虚名"。中正采舆论之名誉而定品第，正好为那些无功实而负虚名之士族名士的入仕，大开了方便之门。可既然形式上中正是“乡论”的代表，恪守“选士本行于乡里”的朝廷便不能不尊重这种名不副实的“乡论”。以州郡各设中正一人计，大小中正二百余人，这支庞大的中正队伍，大多为士族权贵占据，他们“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从专制皇权手中，分割了相当一部分选官权力，并破坏了官僚行政的功绩择优原则。
刘毅称中正品第“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正中其弊。它既不能代表“乡论”叙德行，又干扰了有司褒功能。汉末士林清议可能形成对王朝选官的民间监督这一积极因素，并没有被中正制度继承下来；而汉末“以名取人”的以非文官评价标准干预选官的方面，在中正制这里却变本加厉了。“以名取人”造成的“天爵下通”“机权多门”,在晋代并未使选官受制于民间，而是使选官机柄分之于士族了，因为士族名士，至此已成了士林的主导。
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是互相配合的。时至晋代，“清途”面向士族权贵的色彩更为鲜明，诸官职中别有“清官”,诸仕途中别有“清途”的观念，也日益明确。据《三国志·魏书·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言何遵“少经清职”;同书《邢题传》注引《晋诸公赞》,记邢乔“历清职，元康中与刘涣俱为尚书吏部郎”;同书《韩暨传》注引《晋诸公赞》,记韩寿“早历清职，惠帝践阵，为散骑常侍”;又《晋书·何曾传》,记何嵩“少历清官，领著作郎”;同书《温峤传》,记温放之“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又《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太康起居注》,记王冲为“尚书郎中，虽在清途”;《北堂书钞》卷六六引《齐王司马攸与山涛书》,“(太子)洗马，今之清选”,“(太子)舍人，今之清选也”。西晋虽然仍未完全形成严格的官职清浊分途之制，士族门阀也仍然未把“清途”诸官完全垄断，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给事中、给事冗从、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东宫官等官职，毕竟已经形成了高门权贵习惯经由的入仕荣途。《太平御览》卷二二一《束皙集》:“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降损。”从“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一语可知，“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一类“清官”要求以中正之高品作为资格，而"帝室茂亲""贵游子弟",却大抵才行无可称述却可“悉从高品”,由此步入“清途”。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成了士族门阀入仕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