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一大批蜀吴士人出现于察举之途，这涉及西晋并吞蜀吴后对其地士人的政策，是一种绥抚手段。蜀亡之后随即就有杜轸、陈寿、李密、谯秀等一批蜀士察举入洛。李密《陈情表》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促其出仕，“急于星火”。《华阳国志》记有蜀亡之后其地人士应秀孝等科察举者37例。《大同志》称泰始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李密、文立都曾表请晋廷优假梁、益人士。《晋书·文立传》记其请故蜀大臣名勋之后五百家不豫厮役，叙用其子孙流徙中畿者，“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孙吴灭亡后晋廷仍照此办理。华谭父祖皆孙吴高官，太康初华谭举秀才入洛，晋武帝亲加策问曰：“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越睢，屡作妖寇……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对曰，“吴始初附，未改其化”,“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于是武帝特加奖擢，“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事见《晋书·华谭传》)。这次秀才对策绝不止于一次人才考核，其意义几近乎于一次政治谈判。在这一背景之下，一大批东南名士被察举贤良秀孝入洛，在晋廷中占了一席之地。
在“绥静新附”的政策之下进入晋廷的蜀吴人士，其政治地位自然无法与中朝权贵高门比肩。据《晋书·华谭传》,华谭举秀才入洛后，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世说新语·言语》记为洛人嘲吴人蔡洪事。)除少数人外，这些“亡国之余”大多不能跻身“清途”,因此作为一方人士，由察举一途进入政府，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且，蜀吴原来相当看重察举。《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传》记蜀国“特重察举，虽位经朝要，还为秀孝”,故司马胜之已历官尚书郎、秘书郎等职，然至“景耀末，郡请察孝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吴书》记曰：“(孙)权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所以蜀吴人士对察举入仕也乐于接受。
晋廷对东吴名族之应举者，还给予了一些特别待遇。《通典》卷一百一《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周之丧而行，甚致清议。今欲从旧，则中夏所禁；欲不举，则方士所阙。”知吴人有丧仍可应孝廉之举，而这原是“中夏所禁”,将"致清议"的。可见这是一种优待。又《抱朴子·审举》:“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是吴土之贡士，可不经策试而任官。①按吴土秀才华谭、纪瞻等应举后是经过策试的，葛洪所言或是特指孝廉可不试经，故又称东南儒业为之而衰。由之东南名族以察举入仕成为传统。《宋书·郭原平传》:“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其风可溯至西晋以至孙吴。又东晋之孝廉每岁郡各1人，而丹阳、吴会、会稽、吴兴皆2人，数量加倍，亦当与此风有关。西晋之应察举者蜀吴人士占到30.5%,说明察举是其出仕的主要途径。
由前面的统计又可看到，西晋时察举一途之中，下层士人之比例有较大增加。如不考虑蜀吴人士，则高官贵戚子弟、中级官僚子弟和下层士人比例分别为24.2%、29.7%、46.1%,下层士人几占半数。可见，此期察举一途中容纳了相当一批普通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