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由察举入仕者，我就史传作大略统计，考得孝廉24例，秀才8例，计吏14例，合计46例；一人曾应数科之举者，则作数例计。然后将之大致区分为高官贵戚子弟(从子弟在内，下同),中级官僚子弟，下级官吏子弟及普通士人4类。高官指四品以上官僚，贵戚指曹氏、司马氏姻族；中级官僚指五、六、七品官僚；下级官吏指八、九品官吏；父祖无当朝官位者，则为普通士人。
曹魏时应察举者之父祖，在朝居高官者、居中下级官者与无当朝官位者，约各占三分之一。考虑到材料阙略造成的误差，可以认为秀才与计孝在此比例略同。但还须说明，“普通士人”中所列之人虽未见其父祖有当朝权位，但有的其父祖却曾仕于汉朝，或是汉代州郡著姓。为求全面反映情况，再将应察举者之父祖曾仕汉者，或其家族为汉之著姓名族者区分出来。
汉代官僚名族子弟，在曹魏时有较多得举机会，但家族在汉代无官位族望者，也依然有相当的得举可能。
综合二表，可以看到在曹魏之时的察举一途，既包括高官世族子弟，也有普通士人，较为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士。被举者中，既有司空卢毓子卢钦，尚书、太仆杜畿子杜宽，司空、太尉司马孚子司马望，太守羊耽子羊琇、从子羊祜，司空王昶子王沦，太仆庾嶷子庾峻等名门高官子弟，也有杨丰、王基、杜挚、侯史光、崔游、陈劭、孙该等父祖不详之普通士人。《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犊民”当指牧牛之民户。又《初学记》卷二十引虞预《晋书》:“何桢字元幹,为弘农郡守，有扬嚣生为县吏，桢一见便待以不臣之礼，遂贡之天朝。”是其时犊民、小吏也有机会与高门同应察举。在汉家族无族望官位可纪，当朝父祖亦不居官者占23.9%,近四分之一。而据黄留珠之统计，汉代察举中平民占15.7%,贫民占8.7%,合计24.4%。①可见曹魏察举在从各阶层广泛取人这一点上，大致承袭了汉代的传统。作为对比，同期发展起来的清官入仕迁转之途，就在相当程度上为高官权贵所占据。两种仕途，已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
西晋时期，我就史传做大略统计，其家世情况较为清楚、尚可资参考者，约有贤良方正直言等特科29例，秀才47例，孝廉、计吏、良吏、廉吏55例，合计131例。西晋时期，有一批蜀吴士人入仕晋廷，这些“亡国之余”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故统计时单列一项。另外，《华阳国志》记有蜀亡后其地之一批察举仕晋者，因其专记一地，如一并统计则会使此类人物比例偏大。为使统计中各类人士之比例多少接近事实一些，这些人均未计入(下同)。
这里没有列入“下级官吏”一项，因为此项只考得一例。这未必说明八、九品官吏子弟应举者少。其原因，可能因为至晋时高级官位已大为增加，如三公变为八公，散骑常侍、侍郎变成六散骑，还增设了不少高级军职，八、九品官至此已无足轻重，家族成员如仕仅至此，其政治地位已相当低下，故史传常加省略。所考得之一例，并入下层士人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