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未能废止被指为“奸府”“弊政”的中正制度，但他却是赞成刘毅等人意见的。据《晋书》,刘毅疏上，晋武帝“优诏答之”;段灼疏上，“帝览而异焉，擢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卫璀、司马亮疏上，“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这说明，皇权对九品中正制并不满意，虽然他无法将之废除。
事实上，重事功是司马氏的一贯传统。《太平御览》卷九五引虞预《晋书》,称司马懿“知人拔善，显用仄陋①,王基、邓艾、周秦、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同书卷二六五引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是司马懿已曾试图解决其制之弊了。如废除含糊空洞的“九品”,则中正就只不过是一个以状叙功的搜荐之官了。《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记王广评论曹爽、何晏等人“虚而不治”,且“变易朝典，政令数改”,而司马懿则“擢用贤能，广树胜已，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是司马氏与曹氏虽为政敌，但政治方针却有相通之处。司马懿恢复了为曹爽、何晏“变易”的“朝典”,也就意味着继承了曹氏统治者抑止浮华、重视事功的传统。
又《晋书·景帝纪》记，曹魏嘉平四年司马师以大将军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有人请改易制度，司马师曰：“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三祖”当即曹操、曹丕、曹叡，是司马师亦继承了曹氏三祖之典制。又《石苞传》记司马师信用石苞，“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司马氏父子，在“经济世务”一点上达成一致。而司马师之答语，与曹操《求贤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语，真如出一辙。《晋书·景帝纪》:“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是司马师亦信奉“以能取人”者。
晋武帝司马炎，同样继承了这种重事功的思想。他屡诏“举淹滞”“举寒素”;《晋书·山涛传》还记其曾手诏告诫领选的山涛：“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又《阮种传》记晋武帝策试贤良语：“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幽贱”指寒门士人；而“负俗”语，与汉武《求贤诏》“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曹操《求贤令》“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意，合若符契。至于上章所述晋武帝在利用察举制上的种种努力，以及本章所述他对谴责中正制者的优慰之举，都可以看成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