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从制度本身看，察举制在服务于官僚政治上也有较为完善的保障。东汉察举有“试职”“累功”之法，原则上应以地方政府之属吏为主要察举对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吴书》,“(孙)权嘉(陆)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晋书·索统传》记，“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索)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又如《晋书·赵王司马伦传》曰，“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吏”。先为州郡县邑之吏职然后察举，是三国西晋仍沿袭东汉旧例。从有基层行政经验之地方吏员中选拔人才，这本是汉代察举的成功之处。
同时，无论是贤良、方正还是秀才、孝廉，都已经采用了策试之法。从考试之形式看，这本是一种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择优原则，最为有效地保障了公正要求的选官手段，它迫使任何人只能依才学在考试之前做公平竞争，“一策不通，不得选”。从考试之内容看，孝廉要策试经术，而我们已经指出，在曹魏以来弘扬经术就已经成了王朝维护官僚政治、抑止浮华玄虚的手段；贤良、秀才之对策，既须以经义为本，又须表达军国政见，亦非鄙薄世务、谈玄说空者之所能为。
察举也自未仕之布衣取人。但无论举自吏职者或取自布衣者，由于制度特点与悠久传统，一般仍须以经明行修、才优能殊者为察举对象。“贡士”的形式，也使州郡把德才卓异之士贡于王廷，视为本土的光荣。《北堂书钞》卷七九引荀爽《让孝廉记》:“伏惟孝廉，古之贡士，贤则光君，愚则亏政。”“君”指地方长官。又引《邴原别传》:“夫孝廉，国之俊选者。”至晋仍是如此。又引《晋令》:“举秀才皆行仪典，为一州之俊。”又《通典·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孝举，古之名贡，寻名责实，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资，必以迈俗为称，动拟清流，行顾礼典。”故《孝友》《儒林》《文苑》《隐逸》《良吏》诸传，所载贤良秀孝尤多。牧守一般亦能尽心搜求，不敢滥举使州郡蒙耻。《晋书·甘卓传》记湘州刺史甘卓“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惟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甘卓、谷俭之意，都在为湘州争光。
尽管中正形式上也承担着考校士人“功德材行”之责，但如前所述，早已出官、远离乡里的中正，事实上已难以真正征诸乡论了解士人的德行。《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荀勖集》,荀勖即以“臣与州闾乡党初不相接”为不受其职之理由；又引应球《新论》:“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球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同时，就才能而言，中正虽为朝官，却非其所品评者，特别是州郡士人的直接长官，如夏侯玄所言：“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见《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可见“旦夕相考”之官长对下属才能功实最为了解，而中正之“乡论”却妄下品评。刘毅所谓中正品评“既非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确实一针见血。而有“试职”“累功”与试经、对策之法以及悠久的服务于官僚政治之传统的察举制，显然比中正暖昧空洞的“品第”,更为切实、周密与可靠。
那么,九品中正制能够轻易地被士族权贵塑造成适合其口味的特权性制度，而事功派官僚希望以振兴察举来维护遭到损害的官僚政治，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文献通考·选举一》马端临评述中正制度之弊时亦称，“固不若采之于无心之乡评以询其履行，试之以可见之职业而验其才能，一如两汉之法也”。亦以为两汉之察举旧法，较九品中正制为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