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前期，王朝官僚对选官问题有过一番讨论。在讨论之中，九品中正制遭到了激烈批评，所谓“朝野之论，金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其部分论点，在前一节我们已经作了引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论者，几乎一致赞扬与推重“乡举里选”,即察举制度。试述如下：
刘毅，奏上了著名的《请废九品疏》,斥责九品中正制"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同时又对前古贡士之法予以盛赞：“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见《晋书·刘毅传》)
李重，上疏力斥“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同时又称颂汉代“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请废九品中正制而“明贡举之法”。(见《晋书·李重传》)
卫璀、司马亮等，称“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乡举里选者，先王之令典也”,因请“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然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见《晋书·卫璀传》)
段灼，上疏谴责“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遂力请“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征命考试，匪俊莫用”。(见《晋书·段灼传》)
潘岳，作《九品议》曰：“中正之身，优劣悬殊，苟知人者智，则不知者谬矣。莫如达官各举其属，万岳①九列，朝所取信，郡守虽轻，有刺史存，举之当否，实司其事，考绩累名，施黜陟焉。进贤受赏，不进贤甘戮，沮劝既明，为人自为谋，庶公道大行，而私谒息矣。”(见《艺文类聚》卷五二)
孙楚，上奏称“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为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见《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以长守为中正品其编户，是欲存中正之名，行长官贡荐之实，为一折中办法。
西晋事功派官僚在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如上的激烈言论，其抑前者而扬后者的鲜明意见，反映了这两种制度间确实存在着不同倾向性。九品中正制在设制之初，也采用了“择优”的形式，要考察士人“功德材行所任”;而且中正的职责具有推荐的性质，这一点也与察举相似。但是只看其形式规定是不够的，一种制度总是在投注于具体实施之中，在与具体的政治文化背景结合之后，它的全部意义、作用与倾向性才能真正得以形成与显现。九品中正制诞生不久，在实施中就被塑造成为一种“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相结合的、有利于士族门阀的制度。而察举制曾经有过几百年成功地服务于官僚政治的传统，这种传统由于历史的惯性，是一时难以改变的。在九品中正制与“清途”配合而为士族高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入仕华途之时，传统的仕途——察举，相对地反而保留了较多的服务于官僚政治的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