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考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自由报名应试制度的萌芽。王朝设科而士人投考，本是科举制的主要特征。在南朝的梁代，一些制度已经略具其意了。
据《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诏曰：
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
前一章第四节中已经指出，这一诏书的意思是，对于所有士人(“九流常选”),如果要在三十岁以前出仕，则必须通一经，除非“才同甘、颜”的特例。同书同卷又记天监八年五月诏：
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帙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对于此诏的意义，唐长孺在《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一文中做过阐释。他引及《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一语，认为此诏是为国子生而发的。但他混淆了五馆与国学的区别，故其说法难以为据。
梁国子学天监七年复建，但至天监九年方成。故天监八年之诏，肯定与之无关。五馆建于天监四年，据《梁书·儒林传序》,五馆生“给其忾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既然“给其忾廪”,则馆生必有学籍；并知其自始即有射策除吏之法了。又如《梁书·儒林贺场传》记其主讲一馆，“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而贺场天监九年卒，其弟子之对策者，未必皆在天监八年五月诏之后；而且从其语气文义看，这种“明经对策”不是指馆中日常的考核，而应是一种正式的入仕资格考试。又天监八年五月诏称“负族成风，甲科间出”,亦见此诏之前，已有明经对策之事了，并且此时国学未成，“甲科”当出于五馆。就是说，天监八年诏通一经者策实叙录之制，可能不会仅仅为五馆而发，它面向“九流常选”,应包括自学者在内。
我们应注意到，天监四年正月癸卯，梁武帝已经规定了“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同年五馆之建非一时之事，当在此之后；而通经与否是要加以检验才能得知的，那么天监四年正月癸卯之诏，很可能就已经伴随着相应的检验措施了。在五馆已“甲科间出”,天监七年又诏建国学之后，梁武帝遂于天监八年五月再次下诏，凡通一经者经策实之后皆可叙录，不管身份高下，在学校以外之自学者亦在其例。《建康实录》卷十七引天监八年正月(按当从《梁书》作“五月”)诏作：“诏能通一经，始末无差，许以叙录。”其节录便是抓住了此诏的主旨。
我们还曾经叙述过，曹魏时有郎吏申请课试之制，而西晋更有“白衣”试经拜郎之法。《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四年诏：“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又《艺文类聚》卷四六引《晋令》:“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试在高第，拜郎中。”是自学者申请参加经术策试，原已有其先例，并非凭空产生。
并且在史传之中，我们似乎也能够找到那种不在学馆，而以自学身份申请策试入仕者。《陈书·文学岑之敬传》:
之敬年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
他后来又由梁武帝面试，除为童子奉车郎。岑之敬陈太建十一年卒，时年六十一，推知其策试约在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又《陈书·文学徐伯阳传》:
伯阳敏而好学，善色养，进止有节。年十五，以文笔称。学《春秋左氏》,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试策高第，尚书板补梁河东王国右常侍、东宫学士、临川嗣王府墨曹参军。
徐伯阳陈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六，推知其对策在梁中大通二年。又《陈书·文学张正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