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祎原仕南燕慕容德。“三齐平”指文成帝、献文帝攻占青、齐之事。约此前后，崔相如与其弟崔或归于北魏。故崔相如之举秀才，时亦较早。
严耕望谓北魏秀才对策除官之最早可考者为刘善与郑羲，前者举于文成帝太安中，见《周书·裴果传》,后者举于文成帝和平中，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十四《魏郑羲碑》。①查《周书》,刘善举秀才事见《刘志传》,附于《裴果传》;又举秀才之年原作“大安”,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作献文帝年号“天安”,未知孰是。此二人或为北魏秀才对策除官所见最早者，却非秀才得举之所见最早者。《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七《王僧墓志》:
曾祖衮，以大魏太常年中除建威将军，北平太守。祖清，少履庠门……故刺史张儒辟为茂才，昂然不拜。父颠，以真君年中黄舆南讨……
“太常”即明元帝年号“泰常”;“真君年中黄舆南讨”,指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事，则王清之被举秀才，当在太武帝神麝四年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之前。
太武帝时，还有贤良之举。《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曰……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
其时在延和元年，即神麝四年的次年。又同书《李祥传》:
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
贤良之举应在神麝四年，但这与征召卢玄应非一事。因为《魏书·高允传》中之《征士颂》所记神麝四年应征之30余人，并无贤良李祥之名，知贤良别为一科。
自从太武帝神麝四年令州郡举秀孝贤良，察举制度遂成为北魏政权之选官常途。孝文帝拓跋宏执政之后，锐意汉化，秀孝察举亦因之大盛。北魏秀孝我就史传大略考得百余人，举于孝文帝以前者不过数人而已，而于孝文帝一朝得举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据《魏书·儒林传序》称，孝文、宣武以降，“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贤良之举也被承袭下来了。如《来和墓志》:“神龟元年举贤良，拜扬烈将军、员外奉车都尉。”后来还有了“文学”一科。如《北史·文苑祖鸿勋传》记“仆射、临淮王或表荐其文学，除奉朝请”;《周书·辛庆之传》记其“少以文学征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又辛仲景，“年十八举文学，对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北魏学校体制的建立，比察举还要早数十年。据《魏书·儒林传序》: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
可见北魏之学校设置颇早。又据《魏书·太祖道武帝纪》,道武帝迁都平城“始建都邑”,在天兴元年秋七月。次年即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其间仅仅七八个月。天兴二年之生员，同书《官氏志》记作“国子生员三十人”。从《儒林传序》所记“始建都邑”时所立之太学已有“生员千有余人”来看，《官氏志》误，《太祖道武帝纪》是。《魏书·张蒲传》:
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
此即天兴年间之学生实例。但张昭并非北魏太学生之最早一人。《魏书·薛提传》: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
“皇始”亦为道武帝年号，在天兴之前。是北魏迁都平城之前，原已有学校了，这就是天兴元年“生员千有余人”的来源。北魏学校屡有废置之时，但往往又得重建。其太学生、中书生与国子生我大略考得65人，他们大抵都能由学校入仕。
由北魏察举学校实施情况，以及由此入仕之可考者的数量来看，这种以知识才学为条件的入仕制度，为北魏政权提供了相当一批经过汉族文化培训的新型官员。他们在承担政务、普及教育以及汉化改制、制礼作乐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