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神情机警，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为世所推。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为尚书仪曹郎中。
是尚书郎中，亦以对策选之。又《唐六典》卷一：
北齐《邺都故事》云：尚书郎判事正坐，都令史侧坐，书令史过事。洛京、邺都令史，皆平揖郎，由来无拜；吏部郎选试高第及工书者奏补，皆加戎号。
由此又知魏、齐之尚书都令史，亦由吏部郎考试，选其优者为之。我们可以看到，从北魏后期直到北齐，御史台、东西省以至尚书省之右丞、尚书郎、令史，都经常采用考试之法选授；其范围、规模，在魏晋南朝亦难看到。“家世寒素”的温子升，“门族寒陋”的樊逊，鲜卑贵族宇文忠，范阳著姓祖斑，以及当世名门卢仲宣、卢思道、崔成之、李孝贞等，完全平等地参加考试竞争。不管其授官是否仍受门品影响，至少在考试时他们是完全平等的。
考试选官方法应用的这种扩大，当然是受到了察举考试制度的推动。而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门阀士族的衰微和九品中正制度的没落，察举一途的门第限制也日益宽松。
北魏时秀才一途，主要为士族占据；但孝廉之中，就有不少出于姓族之外者。北魏孝廉我大致考得12人。其中，“世寒”的东魏郡肥乡人冯元兴，“生不识父、九岁丧母”的中山卢奴人刘桃符，“少而孤贫”的博陵饶阳人刘献之，“儒生寒宦”的武邑武遂人孙惠蔚，“家世农夫”的上党长子人李虬、李玄纪、李业兴，“少以清苦自立”的常山九门人杜纂，“家世寒微”的乐安博昌人徐纥，“家世寒微”的顿丘卫国人李彪，显然都不是出于士族高门。又武邑灌津人刘道斌自称中山靖王之后；谯郡曹道，不知是否出自曹魏皇族。但他们也都不像是当世高门，当属普通知识分子。看来，北魏孝廉的门第限制颇为宽松。
东魏北齐之孝廉，我大略就史传考得7人。其中，河间谟人邢峙应是姓族，其余，河间谟之“贫生”权会，广平之李汉子，勃海之鲍长暄，阳平之景孙，河间之杨会，河间阜成之公孙景茂，大约都非士族高门。据《北齐书·儒林传序》,北齐之郡孝廉，由“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而这些“游学之徒”的社会成分，又可以由《儒林传序》所叙之如下情况中看到：“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又郡学“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就是这些贫寒学子，构成了“游学之徒”的主要部分以及北齐孝廉的重要来源。
据《新唐书·柳冲传》:“‘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但事实是时至东魏北齐，秀才之门第限制已大为放宽了。此期秀才我大略考得22人。其中范阳涿人卢询祖，河东闻喜人裴让之，鲜卑人陆乂，魏收族人巨鹿下曲阳人魏长贤，开封人郑祖献，博陵李德林，清河崔鹿等，当属姓族之列。而东安人茹瞻，“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的渤海南皮李铉，乡居读书30年的中山安喜人冯伟，“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的渤海阜城人刘昼，自幼“负笈随大儒”的河间马敬德，“门族寒陋”的河东北猗氏人樊逊，广平人荀士逊，梁降人赵郡，高邑人眭豫，等等，大约都不在“四姓”之列。又刘昼、马敬德还都曾向州将求举秀才，并得遂其愿，而州将并未挑剔其门第。足见北齐秀才之举，以才学为首要条件。
总之，北魏孝文帝确定的“门尽州郡之高”一条，至北齐已开始被打破了。一度被士族独占的秀才之途，开始恢复原有的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特色。这就为察举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只要士族在察举上拥有优先或独占的地位，考试入仕的途径，就不可能向一切人开放；以招考和投考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也就不会诞生了。只有打破门第限制，才能容纳更多的来自各个阶层的士人，在考试面前作公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