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察举制度，兼含“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多种因素，在发展之中，它们也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制度化形式。在汉代后期，察举之实施还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强烈影响。但自从孝廉、秀才先后实行了射策对策之法以来，考试之环节的分量便一直在不断地加重，“以文取人”的原则在不断地强化。
刘宋时孝廉之举一度较重孝行，但总的说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曲折。由宋有《元嘉策孝秀文》、梁有《孝秀对策》一点，可知南朝孝廉之举，似仍以经术策试为中心环节。梁代又别有“纯孝”之举。《梁书·孝行吉粉传》记丹阳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之选”;同书同卷《刘昙净传》记，“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高祖用为海宁令”;同书同卷《庾沙弥传》记，“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高祖召见，嘉之，以补歙令”。又《南史·孝义沈崇愫传》:“郡县举至孝，梁武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由举主身份各异一点可知，“纯孝”并非孝廉之别名。《宋书·孝义传》多见孝廉，而《梁书·孝行传》却多见“纯孝”。由“纯孝”之别设一科，亦可反映孝廉一科与孝行已不甚相干。
齐、梁之时，孝廉已颇少见。孝廉察举之员额，据《宋书·百官志》是“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举各二人”。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查《宋书·孝义传》,会稽太守王韶之以潘综、吴逵孝义纯至，“并察孝廉”,是恰为二人。但据徐文范《东晋南朝舆地表》,宋文帝时郡数233个，齐建武时365个，梁大同中已达586个。郡数如此之多，而所见之孝廉反而日益减少，不成比例。那么,荒郡远邑是否都有岁举孝廉一人之资格，就是大可怀疑的。
刘宋之时，孝廉颇有寒庶，流品已杂。很可能就是因此，士族不乐为之；而作史者多为士族立传，故孝廉少得记载。南齐以下国学明经一途渐趋兴盛，孝廉科之地位，遂被明经取代。由之，同是以经术与文辞二科取士，南朝时又由孝廉、秀才之并立，变为明经、秀才并立之局。
《文选》六臣注本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发问语“问秀才高第明经”,李周翰注曰：“高第明经，谓德行高远，明于经国之道，第一者也。”王利器据之而言，“则六朝之明经，与唐有别”①。万绳楠则说，“这不是明经书，而是看是否明于经国之道，首先又是看德行是否高远，实际上是计官资以定品格。这种秀才，多半不学无术。梁时所谓明经，却真正是明经书”②。依二人意见，齐之“明经”是"明于经国之道",梁之“明经"才是“明经书”。陈东原又据此说秀才、高第、明经为三科，至此“则三科皆策试了”③。对之首先我以为，李周翰之语乃是郢书燕说，并不可信。查《南齐书·百官志》齐建元四年选学官，“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又《梁书·贺琛传》:“琛幼，(贺)场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场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足见齐时“明经”一词就是明于经术之意，这不但与梁，而且与汉唐并无不同。“问秀才高第明经”译成今语，就是“请问你们这些才学高等、明于经术的秀才们”。“高第”“明经”在此并非科目之名，“三科同策”于理难通，且策文明题为“策秀才文”,并不涉及其他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