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崇尚“经明行修”,也确实不乏能集德行与学问于一身者，但德行与学问毕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取人标准。在家族生活中恪守孝悌之德行，并不就等于经过研习而精通了儒家之经典，虽然经典中包含着对孝道的精致阐释。所以选官中是着重于“经明”还是着重于“行修”,也会出现矛盾。进一步说，从社会分化与理性化的角度看，德行、经术、文法与政略之间既然存在着实质差异，那么相应地发展出不同程序分别地加以检验，便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举孝廉二百岁皆先孝行”之语，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西汉孝廉二十余例，或以经术举，或以吏能举，只有刘茂“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然而他又习《礼》,教授数百人，才得举孝廉。至东汉行“试职”“累功”之法，一度更有“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之事。所以孝廉之举“失设科之本意”,原不始于左雄改制。而左雄改制，也并非不及德行。《后汉纪·顺帝纪》:“诏郡国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试其经奏。”是阳嘉新制原本也把“考德行”作为前提。但经奏之试考察的是一项具体知识的水平，那么这一环节的制度化所导致的自身分量加重，就必然使德行要求的重要性为之减轻。
所以，东汉又别有“至孝”一科。据《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举“至孝与众卓异者”;《桓帝纪》建和元年“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延熹九年“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献帝纪》建安五年“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显然，这与孝廉一科渐失“设科之本意”有关，否则便无别设“至孝”科之必要。
阳嘉孝廉改制之后，胡广等人还从另一方面对之提出了非议。《后汉书·胡广传》:
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世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划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
阳嘉新制实行之后胡广曾坐谬举免黜，所以他对之加以全面抨击，或不无挟嫌之动机，但他之立论本身，却并非没有道理。例如所谓“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反对过分“硬化”的程序压制人才，这一出发点原有其切中肯紫之处。由于人的能力的复杂性，考试确实只能检验其相当有限的方面。但是，此前孝廉之举依赖举主的了解与观察，这种方法固然有着考试所不具备的优点，为贤明的长官慧眼识英才、破格用人才提供了更大天地；然而仅仅依赖于此却有更大弊端。不但举主之识鉴好恶因人而异，而且是否徇私舞弊亦难以检防。政治清明之时，举主之了解观察尚可维持选官之正常实施，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后汉书·左周黄传论》曰：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①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
足见严格的考试程序，确实是保障选举公正的有效措施；阳嘉新制不是“便利末明”,而是“便利甚明”。马端临亦称：
按此后汉初之事，当时之所谓孝廉必取其实行，稽诸乡评，誉望著者入选抡，而声称损者遭摈弃，故所举大概皆得其人。中叶以来，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请而得之，于是只得假试文之事以为革谬之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