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嘉新制的产生，标志着蕴含于察举制度之内的、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并存的另一种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制度化。这就是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对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称为“以文取人”。
考试取人的思想，很早就已有其萌芽。《礼记·王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孔颖达正义曰：“论，谓考其德行道艺；辨，谓考问得其定也。”知“论辨”已隐含考试之意。
“以文取人”之“文”,所指的就是某种专门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系统的教育训练而获得的。阳嘉新制考试经术笺奏，面向儒生文吏。而“文”首先可指“文学”“文艺”。《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指文献典籍(用杨伯峻说)。又《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的“有隐于文艺者”,指写作知识。同时“文”又可以指“文法”,如文吏之“文”。《论衡·谢短》中的“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文”为律令故事簿书笺奏之类。前引蔡邕“孝廉杂揉，试之以文”语，即以阳嘉新制为“试文”之制。又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六“孝廉”条：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他以为阳嘉行“试文”之法，孝廉科遂无异科举，虽嫌简单却不为无据。又《宋史·选举志》: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
可见科举制之特点正是“以文取士”。阳嘉新制与科举制，考试内容虽异，考试之法则同，故徐氏将之联系起来加以认识。汉代察举，对儒生可因“德”而取，以“轨德立化”,对文吏可因“能”而取，以“优事理乱”。但儒生、文吏所专长之知识分别为经术与文法，由此便又为考试选官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引出了阳嘉考试之制。
但汉代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因素，同样有其制度化的形式与悠久传统；阳嘉新制的出现改变了不同因素的相对地位与比重，这就难免遭到时人基于不同立场的反对。《后汉纪·顺帝纪》记张衡对策之辞：
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及文法。辛卯诏以能宣章句、〔结〕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就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制矣!
张衡认为德行、文学、政事三个标准应先取德行，而阳嘉新制“宣章句、结奏案”的考试忽略了孝行，因而他力加指责。甚至后人也不乏这种意见。《东汉会要》卷二六徐天麟称，孝廉实行“试文”之法之后，“则知当时虽以孝廉名科，而未尝责其孝行廉隅之实，是又失设科之本意也”。又《文献通考·选举七》马端临曰：“若孝廉则取其履行，而非资其议论也。今亦从而有试焉。则所谓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则知当时孝廉一科，滥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