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非官方的士林舆论，居然深刻地影响了王朝选官；获得“士名”者，往往是州郡并辟、三府交征，趋之唯恐不及。如隐士樊英虽言行无缺然而并无异能，征至后“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向栩性卓诡不伦，状如狂生，竟被征拜赵相，到官略不视文书，又拜侍中；黄宪为人“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被举孝廉，又辟公府。《后汉书·方术传论》范晔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①对那些并不能“通物方、弘时务”,“无益于用”的名士，朝廷反而“若待神明”,那么汉廷传统的“以能取人”方针，就必然受到严重挑战。
发展下去，许多士人索性三察不起、九辟不就。在士林交游得名，似乎比王朝禄位更能保证社会地位。越是不应征辟，身价越高，王朝选官过程成了士人标榜名声之机会。而把入仕称为“屈身降志”,遂成了汉末士林之习语，屡见于碑传。据《后汉书·姜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顺帝手诏征隐士姜肱，有“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之语。据《后汉书·法真传》,扶风太守征法真，有“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之语。据《后汉纪·灵帝纪》,黄忠劝申屠蟠应何进征，有“先生抗志弥高，所执益固，将军于是怃然失望，面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之语。士人高自标置不肯“屈身降志”,王朝政府却须反躬自责为德薄不能致贤。较之汉高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武求贤诏“泛驾之马、环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口吻，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表明了士林舆论影响之大，以及士人独立地位之高。在这种情况下，士人既不需“试职”,亦不需“累功”,只要"坐作声价",则官爵自来。
《风俗通义·愆礼》曰：“南阳张伯大、邓子敬……俱去乡里，居缑氏城中，亦教授，坐养声价。伯大为议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车征。”袁绍亦“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见《后汉书》本传)。王朝选官有时便直接向名士谘议。《后汉书·符融传》记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许多郡守，索性直接聘请名士为功曹领署选事。宗资为南阳太守，以名士范滂为功曹；成缙为南阳太守，以名士岑睡为功曹；扶风太守聘名士法真，“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汝南太守王堂以名士陈蕃为功曹，“宪章朝右，简核才职”。《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会稽典录》,“魏徽字孔章，仕郡为功曹史，府君贵其名重，徽每拜谒，常跪而待之”;又引《华阳国志》:“李业字臣游，广汉梓槿人，少执志清白，太守刘咸慕其名，召为功曹，十命不诣。”可见“以名取人”影响之深。
当时以及稍后的许多论者，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严重问题。徐幹《中论·谴交》:
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①,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
又《太平御览》卷四○六引阮武《政论》:
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诤讼之源。
又《意林》卷五曹丕《典论》: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上述评论，或兼选官腐败及士林舆论干预选官而言。而二者之相提并论，反映了“以名取人”造成的危机至少和腐败同样严重。徐幹所谓“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阮武所谓“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曹丕所谓“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等语，都见铨衡之机柄，由朝廷独握，一变而分之于名士之手。这对两汉数百年之选官传统，对专制政府的选官权威，无疑构成了重大冲击。选士授官序爵班禄的依准，遂陷入了混乱。
这一问题的产生，关涉着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不彻底性或特殊性。士大夫兼有了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两种角色，而多角色涉入必然造成交叉压力，同一个人同时要承受两个系统的规则的制约；其中任一系统的变动，同时也就对另一系统形成了直接牵制。同时涉入了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作为帝国官员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由此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与行政。这一群体在汉末的“过度”扩张，伴随着对更大政治权利、居官权利的要求；其文化风尚与思潮的变化，也会导致选官思想和标准的变化。
法家的“法治”仅仅要求官吏候选人的文法吏能，这颇具分化意识和现代意味，而儒家的“人治”,则促成了把贤人君子视为最佳官员候选人的“以德举人”制度。“德”可以指某项具体的德行，但也可以指作为整体的君子人格。而且从一种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的观念看来，无论道德修养、知识成就还是政治才能，都是完整个性的互相关联而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如孝于亲者必忠于君，高尚不仕者必有治世之奇才，等等。既然更为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格而不是一项具体的行政技能，这就为“以名取人”提供了可能。因为，难以通过具体方式——如“试职”“试文”等——检验的君子人格，要更多地求助于社会评价；而在汉末已由士林所支配的舆论之中，“名士”被认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与最高尚的德行。对士人来说，重“德”必然联系着重“名”。司马迁《报任安书》:“立名者，行之极也。”“名”乃“行”之极致。故《初学记》卷二十引《白虎通》佚文：“诸侯贡士，庸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又同书同卷引陈寿《益部耆旧传》:“大士贡名，下士贡身。”"以名取人"与"以德取人",原有内在联系。
但是，“以名取人”和“以德取人”却又有着相当的不同。“以德取人”时权在朝廷，而“以名取人”时权在士林。王朝维持“以德取人”,着眼的是吏治与教化。“廉”为文官职业道德；而“孝”的推崇，则有维系亲缘乡土社会秩序及其与官僚体制的整合之功。而士林品题所造成的“以名取人”,却把自身的认同标准与声望标准施及政府行政，从而扩张了民间舆论力量，但同时也损害了官僚行政体制的选官实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名取人”之下的士林品题，并不仅仅如某些论者所言，只是“乡党宗族的道德舆论”而已。前引徐幹《中论·谴交》,有“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之语，阮武《政论》有“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之言。荀悦《汉纪》卷十叙士人交游求名，“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其言实亦为汉末而发。又曹操《整齐风俗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是士林品题，并未被父兄骨肉宗族乡党关系所限；士林活动，有时居然被认为是破坏了宗族乡党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秩序。士林活动在形式与性质上已属于文化系统，而士人交际圈与家族共同体、文士行为与家族活动并不能等量齐观。所以这里宁愿更多地把“以名取人”归之于士林，而使之与“以德取人”有所区别，而不是混为一谈。曹魏时王朝企图解决“以名取人”问题，便一方面要求“选举莫取有名”,同时又要求选官“以清修孝悌为首”,恢复“以德取人”旧例，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上述区别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