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太和二年，又出现了一个有关察举的重要诏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六月诏：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对于此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贡士以经学为先”之制。前述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有“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之语，所取乃东汉顺帝左雄奏定之“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两科取人之法。左雄此法，后由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二科而合成四科；至黄初三年诏，复以儒生、文吏两科为称了。这是汉代选官以儒生、文吏两大群体为主要对象的鲜明反映。但到了东汉后期，儒生、文吏这两个群体大致趋于融合；经过名士运动，知识群体的强大社会影响更造成了“以名取人”的现实。单纯的文法之吏，地位已相当低落，他们在选官中，事实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据《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劭《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可见在汉代后期人之观念之中，孝廉与经术考试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此期文吏举孝廉试笺奏之实例。所以，虽然黄初三年诏承袭旧例以儒生、文吏并称，但实际上试经之儒生恐怕要占绝大多数；“吏达文法”到亦试用之语，可能只是虚应故事。至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则已明明不及文吏了。汉代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融合，至此终于在王朝制度上得到了反映，儒生士大夫成了察举的主要对象。
黄初年间，关于孝廉察举曾经有过一场重要辩论。《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记其时华歆为司徒：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又《北堂书钞》卷七九：
王朗论考试孝廉云：臣闻“试可乃已”,谓试之以事，非谓试之以诵而已。
查《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朗于文帝一朝为司空，此议又明为“考试孝廉”而发，当即“三府议”之内容。黄初三年察举诏以儒生、文吏分科，而“三府议”却只就“试经”立论，亦可印证以文法举孝廉者必定为数极少。
这次“三府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对察举制度的发展方向作出决定。在前面几章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汉代孝廉察举到了东汉顺帝阳嘉新制出现之时，已经形成了三种发展因素并存的情况。这三种因素就是，注重道德人格的“以德取人”因素，它依据举主的了解和舆论的评价；注重吏能功次的“以能取人”因素，它依据“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之法；注重知识检验的“以文取人”因素，它依据孝廉的经术笺奏之试。而我们看到，曹魏初年的“三府议”中，恰恰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三种意见。
“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的意见，所依本的是“以德取人”的原则，希望取消试经而复孝廉设科之本意。在东汉实行阳嘉制后，张衡等人已有这种意见。王朗则主张“试之以事”,反对“试之以诵”,并引《尚书》以助其说。“试可乃已”语出《尧典》:“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伪传：“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可试，故遂用之。”孔颖达疏：“惟鲧一人试之可也，试若无功，乃黜退之。”可知王朗是主张以职事试功能的，其所依本的是“以能取人”原则，反对经术记诵之考试。至于华歆所欲维护的，当然是“以文取人”的试经之法了。
对于德行、功能与经术，大约没有人认为应该独取其一而弃置其余，所争的只是选官时应偏重哪一标准或环节。但这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汉代察举经发展而制度化了的上述三种因素与倾向，至此已经到了一个要决定何去何从的三岔路口。华歆时为司徒，他以为孝廉应以试经为主，“以崇王道”;如有“秀异”,可另行采取“特征”的办法。由于华歆之争，孝廉试经之制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发展下去。至明帝太和二年之诏，明确了“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试经制度遂再次得到肯定；儒生、文吏也正式归于儒生一科。这说明，在察举制的发展之中，“以文取人”的发展方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在察举制的发展线索之中，无疑是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球诗：
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孝廉经术通，谁能应此举?莫言有所为(下阙)
应球为“建安七子”应场之弟，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卒。此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为即应球“百一新诗”之一篇。此诗评述魏时孝廉之举。孝廉皆至京师，将以要仕；“孝廉经术通”,言孝廉以经术得举；而已经举至京师，犹云“谁能应此举”者，乃是设问“谁能通过经术考试”也。又《晋书·魏舒传》: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渑池长。
此即曹魏孝廉试经之实例。魏舒晋太熙元年卒，时年八十二，“年四十余”应举，时约曹魏齐王芳嘉平年间。由此知其时孝廉试经，并不流于形式，如无学业则有不中之虞。孝廉仅仅得举还不够，还必须能够通过考试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