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无《文学传》而《隋书》有，似乎也颇能说明些问题。甚至君主亦受其风习染。隋炀帝深好文辞，且能文笔。《全隋文》卷四至卷七有炀帝所作之诏、敕、檄、书、愿文、祭文、铭、谏等，其中颇有以文辞见长者。如《手书招徐则》有“餐松饵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风云，游玉堂而驾龙凤”之类文句，飘逸而华赡。又逯钦立所辑《隋诗》卷三，有炀帝诗四十余首，如“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锦绣淮南舞，宝袜楚宫腰”之类，亦柔媚**与江南宫体无异。
君主的爱好，是社会风气所致，而这种文化风气，又必将反映到选官制度上来。据《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四月诏“十科举人”,其中有“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一类，是“文才美秀”,已成为举人标准之一，并且其人已被视为“廊庙之用”了。又《旧唐书·薛登传》:“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是新设之进士科，是一以“缉缀小文”来取人的科目。按秀才科所试称“方略策”,其名目至少始于北齐。《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记其求秀才，先请州将策试，“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而进士所试唐代称“时务策”。不知二者在隋区别何在。大抵进士科擢第标准更为宽松，所以文人多趋此途，从而为知识分子拓宽了入仕途径。
经术上的变化也与之类似。《隋书·儒林传序》称：“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黄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语中亦多夸饰，但反映了统一之后，民间学术与社会教育确实日趋繁荣。隋文帝性不悦学，仁寿元年几乎尽废天下学校。但炀帝初一即位便加纠矫。《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闰七月诏，下令博举“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之人，又令国子诸学“申明旧制，教习生徒”。该《纪》又记大业八年，炀帝发诏力斥“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而造成的“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的积弊，下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尽管其时已近隋末，但也反映统治者毕竟意识到了“文教”的不可或缺，并最终不能不从知识群体中选拔官吏。
强盛的大唐帝国诞生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完善，使得科举制度终于呱呱坠地。《唐撼言》卷一《统序科第》记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诏：
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这不但承继了此前的岁贡诸科，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州县考试审核之法。《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二《荐举上》记武德五年三月诏：
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已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具陈艺能。
这次特科之中，明确地规定了“自进”“自举”之例。后来这一办法就正式普及到了常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
又《新唐书·选举志》: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
于是，学校与科目终于结合起来，形成了生徒、乡贡同应省试之制；应乡贡者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就是说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同时员额“实无常数”,这就保证了策试确实是公同竞争的差额考试，应试者无员而录取者有限，大量的生徒、乡贡在有限员额前一骋才学而激烈角逐。
这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察举制度，终于宣告终结，选官制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科举时代，便由之发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