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之郡学也有许多弊端，这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在此所注意的是，从郡学之博士、助教与诸生之中直接“推择”孝廉的制度，却把察举与学校直接地联系起来了。尽管此时之孝廉并非全都出于郡学，但可以相信，郡学与察举的结合由此而更为紧密了。上一节中我已指出，这种“推择充举”,已使报名参试在形式上更为开放、自由了；同时，这一制度还标志着察举与学校的进一步结合。《杨秀墓志》:
公仁惠自天，礼仪率性，年逾髫此，宿外从师……声振东胶，名芳西序……遂得受诏蒲轮，高才入选。应机抗策，皆曰智囊，授任城王皇子国治书。
任城王即高潜，汉代以安车蒲轮征举郡国贤士，故此“受诏蒲轮”指接受州郡察举。可见，杨秀便是自幼入学，并以此得以被征举朝廷参加对策的。
既然无论私学或官学的生徒，最终都是要以经术策试入仕，那么把学校入仕与孝廉试经硬性地分为两途，就实属多此一举。二者的接近与结合，就是大势所趋。汉代孝廉察举兼顾德行、功次、吏能等，与太学诸生射策，性质有相当大的区别。而至北齐，孝廉之举大致就是一种经术考试，那么孝廉举自郡学，就是很自然的了。
南朝也有从学校中得到察举的事例。如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本州秀才(见《梁书·钟嵘传》);孔琇之，以国子生举孝廉(见《南齐书·孔琇之传》);萧恺，以国子生对策高第，州又举秀才(见《梁书·萧子显传》)。但南朝唯京都学校尚较兴盛，且学校别有明经策试之科，州郡及民间学校则衰落不振。而北齐则“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其郡学与察举的关系，显然更为直接、密切。
魏齐之学校，未见明经之举；周代则有了“明经”一科。西魏、北周之太学生，我大略考得宇文宪、宇文邕、李昶、宇文孝伯、杨坚、郑译、元谐、王谊、苏夔、杨希尚、柳謇之、张衡、崔仲方、梁彦光、辛公义、唐直十余人，其中有3人明记以“明经”入仕。《隋书·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又《唐直墓志》:“君……起家大学生，寻以明经被荐，蒙授越王府记室，仍加内史治都督。”他们二人之“明经”,不知经过策试与否。《隋书·柳謇之传》:“周齐王宪尝遇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因奏入国子。以明经擢第，拜宗师中士。”可证周之学校，确有明经对策之法。除此之外，《隋书·梁毗传》:“毗性刚謇，颇有学涉，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传中未言梁毗是否入学，这可能是史传省略，否则周武帝时就还存在着面向学外士子的明经之科。
隋时承袭了明经之举。《隋书·高祖纪》开皇九年夏四月诏：
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
由此诏可见，京邑学子及州县生徒，依制可由“明经”之科“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不是说没有“明经”之举，而是说“明经”策试中未有“灼然高第”。《隋书·房晖远传》:
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
这些经过策问而“将擢用”之国子生，应该就是“明经”。此京邑学校之“明经”。又《隋书·循吏梁彦光传》记其为相州刺史之时：
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