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以把科举制的特点，同察举与科举的最后分界这两点加以区分。固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也是科举的基本特点，但我们探讨科举成立的起点之时，就必须抓住使二者最后区分开来的那一特征。我以为邓嗣禹对科举特点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这就是科举与察举的根本区别。自东汉顺帝时孝廉已行试经，晋代始秀才对策“一策不通，不得选”,南北朝秀孝试策，均有不及第不授官之规定，北朝还确有落第者可考。因此，“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已经不能构成科举与察举的最后分界之点了。而“投牒自进”,正体现了投考之“投”与招考之“招”。北齐自求秀才(自求还不等于制度化的自举),正说明了“投牒自进”是必然趋势。何忠礼说“投牒自进”是科举制“最重要的特点”,其表述或可斟酌；但只强调“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而认为“投牒自进”“无关宏旨”,却未免是忽略了科举制成立问题的关键所在。
认为科举就是“分科举人”,这是一种老说法。汉代察举就早已是分科举人了，因此这种说法对于探讨科举制的成立问题并无帮助。至于以唐代举人有生徒和乡贡二途来否定“投牒自进”的意义，这是混淆了不同的问题。强调“投牒自进”,主要是针对地方长官察举权力而言的。问题并不在于多少人是“投牒自进”,而在于是否允许“投牒自进”。况且，学校与科目之合一，本来就是科举制的发展趋势。至明清时代，“科目必由学校”,学子皆先经县试、府试入学为童生，再经院试、乡试等，才能参加中央会试，可是并没有人怀疑明清科举是否就不能算是招考与投考制度。因为入学之童生试，是自由报名的；地方官解送贡士，已不再表现为一种举荐权力了。所以“生徒”的存在，甚至“乡贡”的消失，都不影响“投牒自进”的意义，或更为准确地说，不影响投考与招考制度的本质。
隋代的秀才、孝廉、明经等岁贡科目，以及诸多特科，如前所述，确实都没有自由报名的迹象。张晋藩、王超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381页称，“隋文帝时设有秀才科，由应试人自己报名，参加考试，中试者则由中央考察录用”,“策试秀才以任官，是开皇中期以后的一个重大改变。所以文帝仁寿中，杜正伦兄弟三人俱为秀才，为当时所称美。从此科举制度，便在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中开始盛行”。说隋代秀才已能自由报名，其法为科举制之始，其观点颇为新鲜。如其时秀才确可自由报名，那么这就完全可以看成科举的起点。但不知其说根据何在。杜氏兄弟皆非自由报名，《北史·杜正玄传》“刺史何忽妄举此人”语即是证据；策试秀才亦不始于开皇中期。由于笔者未曾见过足资证成其说的史料，故暂不取其说。
那么,问题就集中到了进士科之上，何忠礼认为隋无进士科，对之金旭东、周东平在文章中已经做了有力的驳议。看来何忠礼此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通典》《唐撼言》《唐志》《通志》《玉海》等文献，都认为隋有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同书《薛登传》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文献的记载不乏可以征信者，很难全部否认。
隋代之进士，见于文献并为学者征引者，约有如下数人：房玄龄，《旧唐书·房玄龄传》记其“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新唐书》本传略同。又《金石萃编》卷五十《房玄龄碑》:“年十有八，俯从宾贡。”杨纂，《旧唐书·杨纂传》记，隋“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唐书》作“大业时，第进士”。张损之，《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碑》记，“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又见《唐撼言》卷一)。侯君素、孙伏伽，《唐撼言》卷一：“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杜正仪，《北史·杜正藏传》:“大业中……正仪贡充进士。”温彦博，见《祁阳县志·乡贤传》。据金旭东、周东平考辨，房玄龄、杨纂、张损之、孙伏伽、杜正仪的进士身份，比较可靠。
但从以上情况看，进士科虽有策试，但却没有一位是自由报名、“投牒自进”的，这说明隋代进士与秀孝一样，大约仍是察举科目，尚非科举科目。这样，我们事实上又回到30年代邓嗣禹、俞大纲的结论那里去了，就是说，进士科始之于隋，而科举制度确立于唐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