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举制起源、成立标准及进士科问题，学者的研究已相当之多，这里择其要者略作评述。
在20世纪30年代，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文中对隋之进士科作了考析，结论是“然则进士科起于隋也明矣”;同时进而提出了他对科举制成立标准的看法：“须知科举考试，必由应试人于一定日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公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然后为真正考试。”既然唐代已有分科招考及竞争黜落之制，有投牒自进之法，“然则科举考试之起于唐，殆成定谳矣”;然而隋代已有“公同考校”之法，有进士之科，所以“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
在同期的《史学年报》上，还刊载了张尔田、俞大纲的评述意见。其中俞大纲对“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这种略失含糊的说法略表异议：“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进，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俞大纲与邓嗣禹，在科举成立标准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俞氏对“以唐为始”一点阐述得更为明确、清晰。
1949年之后，一般都认为科举制就是分科举人，始于隋之进士科。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上，何忠礼以其《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检讨了这一问题。他提出，科举制应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以考试为确定任官资格的中心环节；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由于隋代考试方法尚不完善，特别是“投牒自进”之法并未产生，因此，科举制应始于唐。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隋无进士科，所有称述隋进士的材料，均不可信。
何忠礼的看法，与邓嗣禹、俞大纲大致相同，但论说更为细密；唯一的重大差异是，何氏认为隋无进士科。
何忠礼的文章引起了反响。问题集中于两点之上：其一，科举成立的标准是什么;其二，隋有无进士科。
在科举成立标准上，也有人采取了与何忠礼相近的意见。如许树安在1985年出版的《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的第5章中，虽然提到“一般把隋炀帝创置进士科作为科举产生的标志”,但又指出，“科法取士与以往的选官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普通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
但也存在着反对意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发表了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及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两篇文章。两位作者引证史料，说明何忠礼“隋无进士科”之说不确；同时他们不同意何氏关于科举制特点的看法。金旭东认为，唐代举人有生徒，有乡贡，“投牒自进”的只是一部分，而且有时只是一小部分，王朝有时还完全停止乡贡，实行荐举，偶尔也允许自举，“因此把‘投牒自进’作为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就不妥当了”。他认为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应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周东平认为，“科举”的本意就是“分科举人”,而“投牒自进”“实无关科举宏旨”,只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尚可视为科举制的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