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昭帝以后的情况可能较清晰，但武帝之时的情况仍然有待讨论。《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而元朔元年有司奏语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句。这里之“察廉”,确实是贡上为郎宿卫的那种察举。但对之的解释也并不困难。因为此时郡守既承担着对宿卫为郎的“廉”者的察举，也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廉吏”之举，二者仍不相混。特别是，贡上而宿卫为郎的“孝”与“廉”的举主、性质、任用完全相同，对兼有孝、廉二德者偏取其一也无必要，因此在实施之中，无论以“孝”举者还是以“廉”举者，全都是统称为“孝廉”的。在昭帝初路温舒得举时，就已经合称为“举孝廉”了。《汉书》之中，“举孝廉”与“察廉”“举廉吏”有明确区别，各有其指。
顺便说明，黄留珠以为武帝元光元年举孝廉，各郡国所举员额为一人，非二人。但他提出的证据并不强硬。按董仲舒请行察举，所请为“岁贡各二人”;又直至东汉和帝改制，口20万举孝廉一人之前，各郡国所举孝廉皆为二人。所以孝廉设科之初是郡国岁贡二人之说，仍可成立。
上面说武帝时郡守在举孝廉之同时就已经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察举，这并不是凭空臆测。《史记·酷吏列传》: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
“案举”意同于“察举”,很可能还就是“察举”之误。又：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以为爪牙”即以之为郡吏之意。因为《酷吏列传》记义纵为南阳太守时：
平氏朱强、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
比照杜周之以郡吏“举为廷尉史”,朱强也应该是由郡吏为太守“举”至中央而任为廷尉史的。又《汉书·文翁传》:
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杨仆、杜周、朱强等人以及蜀生之察举，约在武帝之时；而文翁之“以郡县吏察举”,还早在景帝之时。他们都是郡守察举，中央任命。虽然对之史传并未明记为“察廉”或“举廉吏”,但并无实质差别，都是“见察而依本秩迁补”。又《汉书·陈万年传》:“为郡吏，察举，至县令，迁广陵太守。”颜师古注曰：“屡被察廉及举荐，故得迁之也。”足见《史记》《汉书》对于“察廉”,常常就径记为“察举”;径言“察举”,常常也就是指“察廉”。
据《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诏曰：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在前引《汉书·黄霸传》中，张敞曾奏请申饬郡国“举三老、孝悌、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其中孝廉为武帝元光元年设科，而三老、孝悌、力田、廉吏则此前已有。文帝诏中有“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语，是此年之前已有举三老、孝悌、力田、廉吏之令；诏又令“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而不曰为廉吏置“常员”,是此前廉吏之举很可能已有“常员”了。因为，对于秦汉帝国政府的庞大行政组织，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录用晋升之法，应该就是其基本制度。尽管文帝十二年诏只说对廉吏加以劳赐而未言及迁调，他们在迁调时当然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又《史记·酷吏列传》:
赵禹者，凝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