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料中，既有“举孝廉”,又有“察廉”“举廉吏”之记载，然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
宋人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六“孝廉”条称，孝廉设科之初，“则孝之与廉，当是各为一科。故萧望之、薛宣、黄霸、张敞等，皆以察廉补长丞，独王吉、京房、师丹、孟喜皆以举孝廉为郎，刘辅举孝廉为襄贲令。至东都则合为一科矣”。他认为孝廉初为举孝和察廉二科，至东汉始合为一科。这种说法很有影响。因此人们认为，西汉史籍中的“察廉”,是孝廉科内的一科。至于孝、廉合为一科的时间，则有不同看法。如劳翰认为，举孝与察廉合为一科在西汉后期。至于“廉吏”,劳翰认为有一部分与孝廉无干，如大司农、太常所察之“廉”;但郡国之“察廉”,他认为即是孝廉。①
近年来黄留珠又创新说。他首先认为，武帝初举孝廉之时，并非郡国举一“孝”一“廉”共二人，而是各郡国仅举一人，或“孝”或“廉”,或兼此二行者，三者混同。他进一步提出，第一，元光前察廉是奉诏举荐廉吏而给予劳赐；第二，元光后守相以外官员之察廉别为一事，而郡国之察廉在初期则与举孝廉“相混同”,后来二者逐渐区分开来；第三，西汉守相以外之察廉为特举，“东汉时郡国举孝廉与光禄、中二千石、廷尉、大司农及将军的察廉，当是两项并行的岁举科目”。②
守相以外的官员之察廉，当然肯定与郡国举孝廉不同。问题在于郡守之察廉，传统的说法认为它后来与“举孝”合为一科，黄留珠则认为它是从孝廉中分化出来的。一为由分到合，一为由合到分，但他们都认为，有一个郡守察廉等于举孝廉的阶段。在此，我想提出的是第三种推测，即郡守察廉与举孝廉一直是互不相涉的两种察举，不曾有过上述“分”与“合”的关系。下面试加叙述。
黄留珠讨论东汉察廉时未涉及郡守察廉。《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有三公举廉吏各二人，光禄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之规定。这里所叙察廉吏之举主虽然没有列入郡守，但东汉之郡守，本是既举孝廉，又察廉吏，同时承担着这两项察举的。《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
(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已未，诏书辟士四科……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这里没有提到“廉吏”,是因为文有脱漏。《太平御览》卷六二八引《汉官仪》作：
建初八年十二月巳未，诏书辟士四科……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古书抄本二字连同，则下一字常常略为二点或二短横，每每因此而脱漏。《和帝纪》注引之《汉官仪》“孝廉吏”句，可能即因此夺一“廉”字，应据《御览》之“孝廉、廉吏”句补足。那么这一诏书就涉及了茂才、尤异、孝廉、廉吏四项察举科目，前两项为刺史举，后两项之举主则为郡守二千石。又《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所载世祖光武诏，与此诏略同，而中一句作“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之”字亦疑因与二短横形近而误，亦当据《御览》复原为“廉”字。
又《潜夫论·实边》:
诏书法令：二十万口，边郡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员除世举廉吏一人。
清人汪继培笺彭铎校引俞樾说，“员除”当作“员际”,"世"当作"卅",三十人也，“言满三十员，则举一廉吏也”。这就直接证明了东汉郡守兼举孝廉、廉吏。西汉武帝时孝廉郡国岁举2人，东汉和帝时改为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1人，边郡10万人举1人，故《实边》所引之诏当即为和帝诏，知此时廉吏亦以员为率而举。又《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绳碑》:
……五官掾、功曹。举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遭直荒乱，以德绥抚，政化流行，到官四载，功称显著,郡察廉吏，州举尤异，迁楗为武阳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