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前注引《秦汉官制史稿》“考试”节又谓：“博士本由察举或荐举征召而来，但既为博士之后，仍须进行考试，成帝时有三科之制。”后引《汉书·孔光传》:“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十四章第三节亦云：“两汉还存在一种对博士的考试，即所谓的博士三科。”“孔光当时举为博士，参加考试以高第为尚书。”按“博士三科”并非考试。汉代某官迁某官有其惯例。如兰台令史补尚书令史，尚书令史补尚书郎，刺史居部九岁为守相，九卿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迁丞相等。博士迁升之例，即为上述尚书、刺史、诸侯太傅之三科。这是以“通政事”为标准来分类的。就这一标准看，“博士三科”也不是考试。
又《说文解字》“后叙”《尉律》:
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按《秦律十八种·内史杂》,秦有“学室”,"史子"学习其中，是一种培养文吏的学校。汉之“学僮”,或与“史子”相近。学僮来自各郡，由太史主考，优者录用为尚书令史、御史令史。《太平御览》卷二一三引《汉官仪》:“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兰台令史即御史令史，《仓颉》《史篇》即考试内容。《论衡·程材》记欲为吏者“同趋学史书”,书写乃文吏之基本技能，故以考试检验之。
第四，尚书郎的笺奏之试。据《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
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这一制度约始于东汉光武帝之时。《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
“改用孝廉为郎”,意谓从三署孝廉郎中选试尚书郎。令史在录用时已经史书之考试，加之令史之资历，补尚书郎时就不需再次考试了；而三署孝廉郎，则有必要经笺奏之试考察其行政才能。《后汉书·胡广传》:
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
此即三署孝廉郎试尚书郎之实例。①又《后汉书·李固传》:
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
事在顺帝之时。可见东汉经制，令史及尚书郎原不应特拜，而皆须“选试”。令史在西汉由太史主试，东汉则改任三公；尚书郎则由光禄勋选三署孝廉郎诣台就试。此制至魏晋不改。《晋书·职官志》:
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所谓“结文案”与“试笺奏”自为一事。《晋书·孔坦传》:
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此即尚书郎“结文案”之试。事在东晋元帝初年。三吴士族孔坦敢于引证经义，驳正郡有逆贼则废察举之旧制，维护本土权益；而汉代的“结文案”,则应是谨守律令故事的。前述阳嘉新制“文吏课笺奏”又称“结奏案”,这与尚书郎“试笺奏”又称“结文案”正相一致。又唐代吏部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而试判之法，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是“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这与汉代的“课笺奏”性质略无大异。
汉代还有另一些考试记载。如《后汉书·周防传》:“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翟酬传》:“(安帝)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翟酣以试对第一拜尚书。汉代又有童子郎科。《后汉书·左雄传》:“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十二，试经为童子郎。”又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令州郡征用。据《后汉书·蔡邕传》:“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是亦有考试之法。又《隶释》六《议郎元宾碑》:“(缺下)孝廉，亢弘名于三署，扬清历于海内，除仓龙司马。诏(缺下),试经第一，卫尉察尤异。”其详情莫名。又《北堂书钞》卷七九引《钟离意别传》:“意举孝廉，有
诏试，意为天下第一。”其本末亦不得知。以上多系一时之事而非经制，但亦可以反映其时选官中，考试之法应用的普遍程度。
总之，在顺帝阳嘉以前，汉代选官中就已经存在着射策、对策、史书之试、笺奏之试等考试选官之法了。它们对岁举制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策之法，在西晋初年被应用于秀才一科，详后；而阳嘉孝廉察举改革所建立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之二途，十分明显，前者当源于太学及明经、博士之射策，后者当源于公府试令史及三署孝廉郎选尚书郎的笺奏之试。阳嘉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得以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