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嘉新制的重点在于考试制度的建立。“考试”旧有二义。一谓考核、试用。如《春秋繁露·考功名》:“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第之。”又《北堂书钞》卷五六引《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疏荐吴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萧何举韩信，设坛即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二谓具体知识的测验程序，与今之所言“考试”相同。在汉代这多称为“试”或“课”,如“太常试博士”“一岁辄皆课”等。这里，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考试”一词的。
在阳嘉新制之前，汉代的岁举诸科——茂才、尤异、孝廉、廉吏，皆无考试之法，尤异、廉吏科重在功次吏能，本来与考试关系不大。茂才、孝廉意在取士，这在开始主要依赖于举主的观察了解，由举主将被举者的“行、义、年”等书于举状之上，至中央后由有司覆察，无问题即加委任，滥举者则依法治罪。《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汉旧仪》:“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又卫宏《汉旧仪》:“刺史举民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是孝廉初由御史覆核，秀才初由丞相覆核。但这在性质上恐怕还不能视同考试，因为这还不是对某种知识技能的程式化测验。据《后汉书·胡广传》,胡广曾对阳嘉孝廉考试之法力加指责：“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今以一臣之言，划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他抨击考试之法“便利未明”,左雄改制是“划戾旧章”,足证阳嘉以前岁举一途中并无经学笺奏之试。①
① 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三编第一章“考试”一节，称“郡国孝廉、茂才到京师后，也要依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射策”。这里说茂才也要经公府考试，公府及州郡辟除之士也要试经学章奏，似因率易致误。文中均引左雄阳嘉新制为证，然而阳嘉新制仅仅是针对孝廉一科的，与茂才无涉，更与公府及州郡辟除无涉。
但是阳嘉新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其之前，汉代选官中考试之法的运用，就已经有一定规模了。兹略述如下：
第一，经术射策之考试。此法于西汉武帝时始行于太学之中。《汉书·儒林传》曰，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对“射策”的解释有二。一为《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二为《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如依颜说，似乎考试前策题已依难度大小而有甲乙之别了，由参试者选取；如依《前书音义》,则是试后方依答辞之优劣而有甲乙等第之分。师古似误，当从《前书音义》。又明经特举及太常选任博士，也常常要射策。①
第二，对策陈政之考试。贤良、方正、文学等科，举后要经过对策。《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对策兼有考察才艺和征询政见的双重目的，不是单纯的考试，故策题及对答往往因人因时而异，不确定性较大。
第三，史书之考试。这主要应用于令史之选试。据《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