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察举制度，是在西汉文帝到武帝之间渐次形成的。据《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至此，贤良特举策试之制正式形成。又据《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至此，孝廉岁举之制亦正式成立。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学者们一般将之分为特举和岁举两大类，前者如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后者如秀才、孝廉等。各科的性质、标准以及程式等，也得到了大致正确的揭示。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有待澄清，对其将主要在本章附录中加以讨论。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把汉代主要察举科目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类：
(1)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它们兼有“求言”即征求吏民之政治意见的目的，往往施行于发生了灾异、动乱或其他重大政治问题之时，由皇帝下诏察举，被举者以“对策”形式发表政见，然后分等授官。
(2)明经、明法以及"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等科。这类科目也为特科，但目的在于擢举各类专门人才或特种人才。举后也有相应办法加以检验，如明经科要射策试经等。
(3)秀才、孝廉二科。这两科以向中央朝廷定期贡士为目的，面向一切吏民；前者为州举，后者为郡举。这两科最初没有考试，举后直接授官。
(4)尤异、廉吏二科。这两科以擢举地方官吏中之有功绩吏能者为目的，亦为定期的岁举。尤异科面向郡县长官，廉吏科面向六百石以下吏员。中央一些官府的吏员，也有举廉吏资格。此外，“计吏”亦有类似性质，与廉吏相近。
除此以外，公府“高第”与“光禄四行”,亦有察举科目性质。前者面向公府征辟的掾属，后者面向中央郎卫“三署”的郎官。公府掾与三署郎有一定职事，但又是士人居之“以观大臣之能”、熟悉中央政务以待迁调的一个特殊候选环节。故此二科兼有察举与铨选的双重意味。
汉代这种察举体制的形成，首先有一个渐变过程作为基础。它与战国之时业已流行的荐举选官之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在春秋以及春秋以前的封建贵族制下，世卿世禄制在选官中占据主导地位。天子、公侯、诸卿、大夫，大抵生有其位，甚至世司其职。这种制度的特点，可以说是“亲亲而爱私”,以宗法亲缘关系和贵族身份，确定居官资格。战国以降，随着文明的发展，宗法亲缘关系对政治生活的支配日益动摇，贵族政治日趋衰微。社会分化使政治和行政成了专门化的自主领域，并要求着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更高的能力与效率，以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因此，那种分科分层的、专业化的、规范化的、运用合理技术并严格遵循法典法规的官僚科层式行政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以“变法”的形式，在列国普及开来。
这种处于不可抑制的发展之中的官僚政治，要求非人格化和普遍主义，这与宗法封建制的“亲亲而爱私”格格不入；在选用官员上它要求录用具备专门知识技能者，这也与“世官”的方法断不相容。文化的繁荣与普及，使更多的社会成员，甚至下层成员都获得了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从而促成了“士”这一阶层的壮大与活跃。在从“学在官府”到“学下私人”的变动之中，贵族丧失了对文化的垄断，他们反而经常要向布衣游士征询政治见解和学习文化知识，于是“世官”的制度日益受到挑战。孔子有“举贤才”之语，韩非有“因能授官”之说，墨子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皆可视作对传统世官制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