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孝廉四科”与“辟召四科”,在制度上仍非一事。《白孔六帖事类集》卷十二，于叙“汉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之后，又别列“后汉四科”一项，言“黄琼以左雄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犹有所遗，又增孝悌及能从政为四科”,说明编者对两种“四科”的区别是清楚的。又《资治通鉴·魏纪》明帝景初元年胡三省注杜恕“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句曰：“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他也明确与孝廉相关的，乃是左、黄之“四科”。又《玉海》卷一一四“选举”条，于“汉举孝廉·四科”中列“黄琼四科”,于“汉辟士四科”中列辟召“四科”,并特别注明：此四科“非前四科比”。
但是，“秀才三科”和“孝廉四科”,毕竟是在“辟召四科”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实际内容亦与之略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四科”最初虽专为丞相辟召属吏而定，但这种分类取人的标准，事实上与整个选官体制的状况却颇相吻合。王朝的各类文官，大多可以分别纳入“四科”之中；而且许多察举科目，如至孝、明经、明法、治剧等，还直接就与“四科”的名目一致。不仅丞相府属，而且许多朝官该用哪科人才，也往往有具体规定。例如，谏议大夫、议郎、博士、王傅、诸王仆射、郎中令等，例用明经科；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例用明法科①;三辅令、贼曹、决曹等，例用治剧科。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与公府相近，《续汉书·百官志》“郡守”条：“诸曹略如公府曹。”所以其僚属的辟召，实际上也合于“四科”。例如，郡文学多用明经科。《汉书·盖宽饶传》记“明经为郡文学”,《诸葛丰传》记“以明经为郡文学”。决曹、狱吏则用明法科。《汉书·尹翁归传》称其“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后汉书·黄昌传》称其“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功曹之类上佐，当然要选用有政略之能者。《后汉书·冯勤传》:“初为太守铋期功曹，有高能称。”正因为“四科”对汉代选官的分类取人标准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它最终影响了秀才和孝廉的察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总之，“四科”的运用范围与影响是复杂的。最初“四科”是丞相辟召府属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与王朝选官的一般情况和总体标准实际是一致的，因而也逐渐影响到了察举标准。西汉后期，受“四科”影响而形成了“秀才三科”;东汉顺帝之时，它又促成了“孝廉四科”的出现。因此广义地说或从引申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妨把“四科”看成是察举的标准，甚至帝国政府的总体选官标准。但是在此我们必须说明，就史料的本义而言，“四科”最初非为察举而定，后来与察举标准也有区别。
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定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后来黄琼又奏增为四科，反映了儒生、文吏之两吏与“四科”之四分有内在联系。我们业已指出，孝廉设科之初，除了招纳儒生的“进贤”“贡士”之意，还隐含兼顾文吏的“达吏”之意。“四科”的分类取人标准，与汉廷选官面向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情况，实际也是一致的。“辟召四科”与“孝廉四科”名异实同，都是明经、明法、德行、政略四项。明经面向儒生，明法面向文吏无疑。德行科内容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形式上此科可兼含孝悌廉法，兼容儒生、文吏。但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意识形态，故社会对“德行”的看法，多取儒家立场。文吏虽不乏能恪守职业道德而廉正自守者，但是在儒家看来，他们仍是“不知大体""亏德伤仁"之"刀笔俗吏”。故德行科在实施中偏重于“经明行修”“轨德立化”之儒生。黄琼奏增之德行科就径名之为“孝悌”而不及“廉”了。
至于“刚毅多略、遭事不惑”之政略科倾向的确定，首先应区分儒生、文吏之不同政治功能。文吏之“优事理乱”是其所长；在汉廷政治方针兼崇“王道”之后，儒生之“轨德立化”便也不能不视为政务。然而在儒生参政之初，他们对行政吏治确实颇为生疏，以致君主、文吏与法家人士都认为他们“不达时宜”"不明县官事",甚至讥之为"鄙儒""拘儒""乡曲愚儒”。故政略科在实施中，偏重于精通吏道、“优事理乱”之文吏。东汉王充《论衡·程材》曰：“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此乃当时人之见解，正可为德行科偏重儒生，政略科偏重文吏之说，作一极好注脚。
总之，经术中包含着见于儒家经典之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文法中包含着见于法规簿记之中的行政规程和行政技术。汉廷选官面向儒生、文吏，其取人标准则为“四科”。明经、明法就其各自之知识性质而立科；德行、政略则就其行为取向而立科。察举之体制，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