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科”始行之时间，劳翰以为在元帝元光以后；安作璋推测为始行丞相制之时，但又疑始于东汉。按《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如依安前说，则“四科”始于高帝，似嫌太早。方北辰据《汉旧仪》上述引文，认为“四科”始于武帝元狩六年。但今本《汉旧仪》系清人辑自《永乐大典》,辗转相抄，各条材料非必按时间排列。“以为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以下，是否可以直承上文“武帝元狩六年”,或可质疑。这里补充两条旁证，以证方说可据。《北堂书钞》卷六九：
德妙第一，乃补祭酒。胡伯始《汉官仪》云：武帝丞相设四科以辟之，德妙为第一科，乃补南阁祭酒。
又《通典》卷十三《选举一》记东汉章帝“四科”辟士诏后注：
始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
可见，根据《北堂书钞》与《通典》作者所看到的材料，“四科”也应始于西汉武帝。
方北辰又据东汉“世祖诏”,说至少在东汉前半期，“四科”是郎吏以外官员的考察选拔标准。这一论断，却颇不稳妥。因为如果仅仅根据这一诏书，“四科”仍然是针对公府辟召而言的，它既与郎官无涉，也没有扩大到公府掾属以外的其他官员。《文选》卷三六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以光四科之首”句李善注引崔定《政论》:
诏书，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辅剧县令。
又《白孔六帖事类集》卷十二“举荐”:
彼汉章悬四科而取士。汉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经学，三曰饶法令，四曰刚毅多略也。
这两条材料皆径以“四科”为三公辟召标准，而不称“丞相”辟士“四科”,是东汉“四科”仅限于三公辟召，其性质并无变化之明证。崔定为东汉之人，其言更为可信。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说，东汉“四科”已扩大为郎吏以外的所有官员的考察选拔标准了，因为上述史料并不能证明其说。
“四科”的标准确实影响到了察举，甚至影响到了朝廷其他官吏的任用。我在以上的考辨只是说明，仅仅从上述材料之中还不能导出如上结论；但在另一种引申或发挥的意义上说，“四科”确实可以看成是察举甚至整个王朝选官标准的很好概括。
据《汉旧仪》,西汉秀才以“三科”取人：
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
这是西汉后期的制度。很明显，“秀才三科”较之丞相“辟召四科”,只少了“德行高妙”一科，其余基本相同。就是说，当时之秀才察举标准，乃是取丞相“辟召四科”其中三项而来的。我们看到，直接把“四科”看成是察举标准，并不符合史料原意；但“四科”的标准，确实影响到了察举。
孝廉一科，名目上以孝子廉吏二科取人。东汉顺帝之时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定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后来黄琼以为这两科“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事见《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这样，孝廉在制度上遂又明确地以诸生、文吏、孝悌及能从政者这“四科”取士了。不难看出，黄琼之所以奏增二科，乃是受了“辟召四科”之启示而来的。由之而形成的“孝廉四科”,与“辟召四科”名异实同，“诸生”即“经中博士”,“文吏”即“明晓法令”,“孝悌”即“德行高妙”,“能从政者”即“刚毅多略，遭事不惑”。由之可见，“四科”标准又影响到了孝廉科的察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