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综合上引两方墓志，可以看到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至次年二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平卢军使高钦德、幽州经略军副使翟选这两位掌握当地核心军事力量的将领相继谢世，更为蹊跷的是，他们的夫人也在同一时间内先后故去。③两相比照来看，颇疑张守珪到任后对幽州内部的旧有格局进行了大幅度的深入调整。
幽营军事的第三次调整，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741)至天宝三载(744)。以安禄山相继受任平卢、范阳节度使为契点，标志着粟特胡人对幽营的主要军事权力基本实现了掌控。《曲江集》及《全唐文》中保留了八封张守珪到任幽州后朝廷所下敕旨，是研究安禄山早期升迁的重要史料。但这些敕书不署年月，且并未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为我们推断其书写时间制造了很大障碍。其中最关键的一封内容如下：
敕张守珪、安禄山：两蕃自昔辅车相依，奚既破伤，殆无遗憔；
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复闻突厥征求，欲有逃避；传者纵其未实，此虏终已合然。借卿运筹，徐以计取；况禄山义勇，武用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以讨残蓑，势若摧枯。……今者又云遇贼，略有艾夷，乘其数穷，日向歼尽，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状闻。……边事烦总，无乃为劳。冬初薄寒，卿及禄山并诸将士已下，并平安好。①
蒲立本注意到该敕未提到次年夏“对敌(契丹)作战的胜利”,“似与其前一封单写给张守珪者及后两封致降奚及契丹诸部者同时发出”。这四封敕书均提到了奚已降服而契丹仍旧反叛，奚在732年归顺，此后734年年初再次反叛，“直至契丹归降”②,据此他断定这封信写于开元二十一年(733)秋，并进而认为安禄山是张守珪从河陇带来的心腹故将，因为“在当年(733)四月前任幽州节度使(按：指薛楚玉)宣称对契丹作战胜利的一份加急公文中并未提到安禄山。如果他在张守珪到任前一直身在河北而默默无闻，则不会在当年年底就突然获得如此令誉”③。蒲立本的这一看法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前所述，《曲江集》中的敕文并未按时间顺序排列，该封敕书中的“奚既破伤”、“契丹孤弱”是否就当时东北的总体战局而言，未可完全坐实。唐人往往将契丹与奚并称，且不乏省略之例，如《学海类编》本《安禄山事迹》有“二十四年，禄山为平卢将军，讨契丹失利”④的记载，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安禄山事迹》则记为“讨奚、契丹失利”⑤。据此来看，似未便单纯根据上引文字未提到奚而断定其具体年。况且熊飞从张九龄丁忧推断该敕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①,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安禄山是由张守珪自河陇带至幽州的心腹故将。
张守珪掌政幽州期间刻意扶植东北边境新兴力量，成为安禄山迅速晋升的直接原因。在营州胡复杂的构成中，粟特胡人无论从数量还是势力上都不占优势。为了铲除高丽—契丹种胡人在幽营军事中形成的深厚根基，加强中央控制，唐朝官方对幽营胡人中的弱势群体进行了刻意培植，安禄山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唐中期的政治舞台。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升任平卢将军，由于对契丹作战失利，引发了玄宗与宰相张九龄之间的严重争执。在此之前，安禄山只是一个互市牙郎，关于他与张守珪间的最初关系，有一则众所周知的典故，即他因“盗羊奸发”将被杀，危急之际大呼获守珪赏识。这则真伪混杂的传说背后隐含着相对确定的事实，即张守珪到任后，安禄山与史思明同为其捉生将，禄山“后为守珪偏将”,因作战勇猛而被守珪“养为子，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②安禄山由捉生将升至衙前讨击使，这一转变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至开元二十四年(736)间。开元二十四年(736)他升任平卢将军，至开元二十八年(740)为平卢军兵马使，并于次年任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不到十年时间，安禄山从几近白衣效力的捉生将，升为平卢军经略使，这样迅速的升迁，与张守珪的态度密不可分。
张守珪掌政幽州的局面随着中央的政治斗争而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终结，但安禄山并未受此影响。张守珪东窗事发后，家属受到牵连，家道中衰，以至于在复两京后不久的乾元元年(758)三月，“取承宁坊张守珪宅置”司天台③,连家宅也被没收。但安禄山非但未受牵连，反而更加受到朝廷的重用，并在天宝初年最终获取幽营地区军政大权，成为幽营军事结构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变动。经此变更，以安禄山为代表的粟特胡人取得了对幽营军事的控制，标志着河北胡化第一个阶段——幽营胡化的基本完成。目前尚没有史料直接表明此次变革经历了流血冲突，但我们仍能寻到若干蛛丝马迹。据出土的《士如珪墓志》,志主“解褐授幽州临渠府别将”,此后一度转任潞州，张守珪节制范阳后“别表授平卢军司马”,据有营州重要权力。士如珪“以天宝二年四月廿九日终于范阳郡蓟宁里”①,卒因不明，但这一时间值得关注。当年正月，时任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入朝”,史称“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而禄山因得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②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安禄山对营州的完全控制。作为张守珪提拔的平卢旧僚，士如珪卒于随后的四月。据此来看，不排除当时的幽营发生过军事冲突，也再次印证了我们此前的观点，即安禄山的腾达尽管离不开张守珪的拔擢，但根本原因在于此间唐朝对幽营军事结构的持续调整。这正是为什么同样作为张守珪旧僚的士如珪却在此次政治变动中成为牺牲品。
经过上述三次军事结构调整，幽营二州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胡化，以安禄山及粟特胡人为主导，兼统其他内附蕃部及汉将，形成了明显有异于其他边镇的特点。事实上，唐朝最初任命胡人的目的，仍在于最大限度地掌控边镇军事力量，胡人只是不次拔擢的边将中的一部分，至于有粟特背景的杂胡安禄山登上历史舞台，则更是开天之际政治变动的产物。时人盛传的射虎将军裴旻，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史称“开元中，山戎寇边，玄宗命将军守北平州，且充龙苑军使，以捍蓟之北门”,最终使得“胡人服艺畏威，不敢南牧，愿充麾下者五百余人”。①唐朝最初的构想无疑是以最为经济、省事的方法提升边军战斗力，而不会是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因李林甫的私欲而提拔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