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主杜孚为京兆人，生于永淳元年(682),此前任仙州西平尉，开元十八年(730)赵含章受任节制幽州后征为幕佐，摄渔阳县令，兼知节度营田判官。据《旧唐书·北狄·契丹传》记载，开元十八年(730)秋“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兵击奚，破之，斩首二百级”②,随后的开元二十年(732)三月“信安王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③。据墓志知杜孚先后以节度营田判官、静塞军司马之职参与了上述两次对奚及契丹的作战，其中开元十八年(730)对奚作战时杜孚负责后勤军需，有效地保障了前线作战，即墓志所谓“总徒率驭”、“辎饼千里”。开元二十年
(732)征讨两蕃是更大规模的战争，由信安王祎亲自督战，杜孚时已擢任静塞军司马。静塞军驻在蓟州城内，其兵力在幽州辖下仅次于节度使直属的经略军及营州的平卢军④,其地复密迩范阳，为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力量，从“始筹运帷幄，终折冲垣翰”、“力展稗辅”等语来看，杜孚不光在战争初期随赵含章坐镇幽蓟出谋划策，还在后期随军出战。从以上经历来看，杜孚无疑是赵含章的心腹力量。
然而开元二十年(732)征讨两蕃后不久，赵含章就于当年六月“坐盗用库物”而流放滚州，并“赐死于路”,《杜孚墓志》称此次政治变故为“诽书纵横”,其间真相已难考知。不过从墓志接下来的记载来看，都是与正史记载相吻合的。六月六日忠王浚、信安王祎均以功受封，当月十九日赵含章被廷杖流放，与墓志“功归庙堂，身系下狱”的说法非常切合。赵含章在流放途中被赐死，即所谓“尸僵路隅，名削勋府”。上述史实的勘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杜孚墓志》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开元二十年(732)幽州的内斗情况。既明于此，墓志随后“部曲且死，占募何从”两句记载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据此来看，朝廷不光以“盗用库物”之名加罪于赵含章，而且对其任内培植的亲信力量进行了根除。其中“占募”明确指涉以杜孚为代表的征辟幕佐，至于“部曲”,虽然可以泛解为武将亲信，但如下文即将论证的，此处很可能是特指亲近赵氏的幽营蕃部。墓志中“感栾生之义，哀赵氏之孤”之语，暗示杜孚或曾在东窗事发时试图掩护赵含章的子胤，也可见赵案绝非一般的作奸犯赃之事，而更像是一次政治诛灭。杜孚回到河南后便于当年十一月中寿而卒，虽不能确定是否获罪，但赵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于此可见。
幽营军事结构的第二次调整，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至次年二月。在此期间，新任节度使张守珪对当地实权派蕃将进行了诛除清洗，并对以安禄山为代表的粟特胡人势力予以大力扶植。开元二十一年(733)闰三月，契丹进犯，史载：
幽州长史薛楚玉遣副将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率精骑万人，并领降奚之众追击之。军至渝关都山之下，可突于领突厥兵以拒官军。奚众遂持两端，散走保险。官军大败，知义、守忠率麾下遁归，英杰、克勤没于阵，其下六千余人，尽为贼所杀。诏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以经略之。①
① (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5353页。《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载：“闰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等讨契丹，为所败于都山之下，英杰死之。”(199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条载：“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6801～68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