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镇新兴势力普遍崛起的历史背景下，粟特人掌控幽营军政，其实也是玄宗朝中期以来中央不断调整东北边疆军事结构所导致的结果，这是安史之乱得以发生的直接因由，也将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论述的问题。玄宗朝前期，幽营军队中多有契丹及奚族将领。粟特人虽然入居东北，但在军队中不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西方汉学界最初是将安史之乱视为契丹等东北民族的一次叛乱①,从安史军队的将领构成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片面的，但它表明学界其实一开始便注意到契丹与奚在幽营胡化及安史之乱爆发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8世纪初，唐朝重建了幽营地区的秩序，玄宗即位后在营州建立平卢军，同时接受了契丹与奚的归顺，双方通婚并建立朝贡边贸关系，加上突厥的没落和渤海国的亲唐立场，从而“使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②。
契丹与奚的崛起不仅迫使唐朝将边防重心逐渐转向东北，也使幽营二州的内部军事结构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在张守珪到任之前，“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而“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③抗拒契丹与奚失利，成为幽州接连易帅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在于对幽州旧有军事权力的调整，表现为朝廷屡次试图解除前任幽州节度使在当地培植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幽营的军事控制。这一历程从开元中后期开始直至天宝初年，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整体进程，其间有三次重要事件，兹考论如下。
发生于开元二十年(732)的赵含章案，揭开了幽州持续的军事调整的序幕。开元二十年(732)六月，时任“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滚州，皆赐死于路”①。此案之缘由在颜真卿撰写的《宋璟碑侧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开元末，安西都护赵含章冒于货贿，多以金帛赂遗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后节度范阳，事方发觉。有司具以上闻，元宗切责名品，将加黜削。公一无所受，乃进谏焉，元宗纳之，遂御花萼楼，一切释放。”②赵含章的问题，主要在于其节制安西时期，遍赂朝官以求进取，而从他迁至幽州来看，显然其贿赂起到了作用。所谓玄宗“切责名品”,是要树立朝廷的威信，正如杜牧所说，“纵有功劳，不赎罪犯”③,而宋璟在此事的化解中产生的作用，绝不仅限于简单的进谏。杨元方史书阙载，南衙诸卫将军员外置员者，一般会实任军镇之经略使。“馈饷”一词在唐代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指军队粮饷，一指财物馈遗，杨元方所受之“馈饷”当属后者。按照《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所谓“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④
赵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于其幕僚杜孚的墓志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开元中，幽州节度赵含章特相器重，引摄渔阳县兼知判营田。属林胡不庭，皇赫斯怒，而幽州称天之罚，绝漠以讨，乃总徒率驭，负糗束甲，熊罴万族，辎骈千里，爰征假护，见推才略，遂转授公静塞军司马假绯鱼袋，始筹运帷幄，终折冲垣翰，卒使东胡歼夷，北虏穷逐，赤地草翦，黄沙骨铺，虽任专将帅，盖力展稗辅，斯则公之效也。而赵将军凯奏未毕，诽书纵横，功归庙堂，身系下狱，对主吏以魂夺，援征骖而骨飞，尸僵路隅，名削勋府，部曲且死，占募何从。岂任安独存；逝虞卿偕去，适免所假，遂安初服。感栾生之义，哀赵氏之孤，拉血无依，吞声莫辩。怏怏终日，将成祸胎，悠悠苦思，奄缺中寿。虽生死恒理，诚今古所难，知己之分，未之有也。春秋五十一……以开元廿年十一月十日属纺。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