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安禄山的马政权力予以辨析。欧阳修认为：“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唐，唐廷降旨称其“或辽海贵族，或阴山宠裔”,即以辽海代指高丽。[(唐)玄宗：《赐高丽莫离支及吐谷浑等大首领爵赏制》,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一，247页。]《全唐文》卷四八《宥李忠臣诏》载：“远自辽海，首拔全军，拥义勇之师，徇邦家之急。”(527页)《全唐文》卷二六五《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载：“救河曲兮走朔方，解辽海兮振渔阳。”(2694页)由此知辽海常代指营州而与幽州并称。《全唐文》卷二二三《为建安王让羽林卫大将军兼检校司宾卿表》又记：“灭犬羊于辽海，卷旌麾于燕蓟。”(2248页)这里的建安王即武攸宜，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记载，孙万荣叛乱时“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将讨之”(5351页)。唐时东北疆幽、营对称，这里以“辽海”对“燕蓟”,很明显是指营州。
而卒反。”①加上粟特人与唐代马政之间本身存在的密切联系②,使得学界普遍认为安禄山因担任陇右群牧使、楼烦监使而获得了马政大权。事实上这个观点尚有较大的商榷余地，理由要可如下。其一，按照唐马政发展的趋势，安禄山于天宝末年担任的陇右群牧都使，在当时已经不是全国马政的实际掌控者。③安禄山的马政职衔，《安禄山事迹》记载较为详细，其于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加闲厩、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群牧都使、度支营田等使”④,为了便于探讨，先就这一职衔略做解释。所谓闲厩使，即负责宫廷仗内仗外厩马事宜；苑内营田使负责苑内营田事务；“五方使”当为五坊使，是就仗内马政而言的⑤;陇右群牧都使是玄宗朝后期全国牧监的最高长官；度支营田使指陇右群牧度支营田使，负责陇右牧财政屯田事宜。从他当月随后又加封苑总监来看⑥,他要求同时兼领仗内仗外马政和陇右群牧事宜。这一职衔看似权力颇大，实际上只是特殊时期对功臣或重要将领的荣宠待遇，并不会将马政权力完全交给一人。安禄山这种兼统厩牧与监牧的职衔，在唐前期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几次，就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有斛斯政则、嗣虢王李邕、平王李隆基诸人。例如，禁军宿将斛斯政则曾于显庆二年(657)以右监门卫将军“检校腾骥厩，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①,实际是加强禁军力量的一种配合举措。②又如，景龙四年(710)嗣虢王邕曾以“金紫光禄大夫行秘书监、检校太尉、殿中监知陇右三使仗内诸闲厩”③,亦非真正掌控陇右三使。④再如，景龙四年(710)六月平王隆基曾任陇右诸牧监使⑤,但史书记载其正式职衔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⑥,着眼点仍在于禁军权力。安禄山在天宝十三载(754)获得的马政职衔，其实也类似于上述诸人，是唐廷对于荣宠之臣的特殊礼遇，不能据此认为其实际控制全国马政。
据《唐会要》载：“(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按：当为平凉)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⑦天宝十三载(754)时任陇右群牧使的正是安禄山，作为群牧判官的张通儒位列副使郑遵意之前，成为实际负责马政者。从目前所见史料推测，安禄山在河东的权力仅限于对楼烦监马政的掌控。张通儒是安禄山的重要心腹，在控制河东及马政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安禄山对河东政治及群牧的插手，事实上正是通过判官的方式来实现的。《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其“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夺得楼烦监牧及夺张文俨马牧”①。值得注意的是，禄山攘夺楼烦监牧及张文俨马牧之事并不见于《安禄山事迹》,后者仅保留了他任闲厩使、陇右群牧都使等职的记载。从管理机制来说，天宝末年的陇右群牧都使已经不直接管辖陇右牧，实际事务由副使一应负责，所以安禄山与吉温只是政治同盟，闲厩、陇右牧诸事，其实都由居于副职的吉温负责。吉温归根结底仍是朝中一员，他在天宝末年党争中最终失败，说明这一时期马政也由唐廷掌控。安禄山借助陇右群牧都使一职实际获得的，仅是河东境内楼烦监的马政。
至于张文俨，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仅曾出现过一次。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十八年六月)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帅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八总管兵击契丹。”②上述诸人中，程伯献时任左金吾大将军③,宋之悌当年年底接任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④。按：《旧唐书·玄宗纪上》不记各总管姓名，且记为“十八总管”,与《新唐书》所谓“八总管”不同，未知孰是。不过《新唐书》中打头的程伯献是正三品的金吾大将军，第三位的宋之悌时任剑南节度使，从级别上看，这几位排在各路总管前面，是没有问题的。据《唐会要》记载：“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以前，称天兵军节度。其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东节度，已后遂为定额。”①知太原以北诸军在开元前期统归天兵军节度使管辖，直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底宋之悌任河东节度使后，才首次纳入太原方面管辖。宋之悌此前为剑南节度使、益州长史，而张文俨
位居第二，在其之前。唐代私营畜牧业颇为发达，高级官员、王公贵族乃至内附酋长都可能拥有大量私人马牧②,而官员勋贵之间的马牧攘夺，实质上是关于养马的私田的财产纠纷③。所谓安禄山夺其马牧，很可能只是一桩官员之间的个人土地财产纠纷案件，在编纂《旧唐书》时与其掌控楼烦监事混淆编入。以往研究者认为安禄山“进一步篡夺中央系统马政大权”,对其发动叛乱起到了直接作用。④结合史实来看，这个观点可能还是有待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