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应当注意到安禄山与河东的矛盾。安禄山所兼制的三道之中，最晚获得的即为河东。其对河东的控制到底达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安禄山虽兼有河东节度使之衔，但基本未得染指河东军政。天宝十载(751)“二月二日，遂加云中太守兼充河东节度采访使”④,事实上其并未实际控制河东。要探寻安禄山兼制河东的历史背景，仍然绕不开忠王党及发生在天宝六载(747)的王忠嗣案。天宝“十载，(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⑤,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因为也就在同一年，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史称“禄山奏请户部侍郎吉温知留后事，大理寺张通儒为留后判官。云中之事一委吉温，禄山甚重之”⑥。吉温是安禄山在朝廷中的亲密盟友。《旧唐书·吉温传》则记作“十载，禄山加河东节度，因奏温为河东节度副使，并知节度营田及管内采访监察留后事”①,进一步说明安禄山只是名义上兼制河东，而实际控制河东的是吉温，等于是双方结成的一种政治阵营而已。吉温此后不久即因丁忧而停职，天宝十三载(754)冬“河东太守韦陟入奏于华清宫”,“托于温结欢于禄山”,被杨国忠发觉后“召付中书门下，对法官鞫之”,韦陟、吉温被贬官，此后吉温赃事进一步暴露，天宝十四载(755)八月死于狱中，三个月后安禄山便于范阳起兵，以至于“人谓与温报仇耳”。②这说明直至叛乱爆发前，唐廷始终牢牢控制着河东。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安禄山实际控制的可能只是与幽州地理相近的代北几处军镇，而这种控制也并不牢固。究其原因，一则在于天宝末期获得玄宗器重的朔方将领郭子仪实际控制着三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一线。叛乱爆发后，代北成为最早的战场，但它也是战局最早得以明朗的地区。早在天宝十五载(756)二月，郭子仪麾下军队就在代北取得优势。随着高秀岩的战败和归降，燕政权实际上很早便放弃了代北地区。另一原因则在于玄宗朝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覆亡，铁勒诸部大量入居代北，相应的蕃兵部落也逐渐建立，客观上对幽州方面形成有效抵制和威胁③,而且他们与以粟特胡人为主力的幽营方面关系似乎并不密切。
再次，应辨析安禄山与平卢军之间的关系变化。尽管幽州是河北胡化最初的发源地，但幽、营二州之间在政治上并非如人们印象中那样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日益强烈的分离趋势。《唐方镇年表》将至德元载(756)邓景山任青齐节度使作为平卢军建制的开端，这是就平卢南下后的统辖范围而言的。①与其他节度使相比，范阳与平卢的关系较为特殊。
开元七年(719)年初设平卢节度使，但实际运作中隶属幽州管辖，至天宝元年(742)复从幽州辖下析出，由安禄山担任节度使。②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双方这种微妙的关系。冯金忠指出“玄宗在幽州、平卢二镇态度上是十分矛盾的”,两镇间“离析并合情况十分复杂”。③而安禄山染指平卢军事的时间，则可以提早至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将军时。当年，围绕安禄山讨契丹失利是否应处斩一事，唐朝高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安禄山与身平卢军事近二十年，但他并非平卢自始至终的实际控制者。最晚从天宝十一载(752)开始，平卢就被史思明实际控制了。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已经丧失了对平卢的有效控制，相应权力被史思明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