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在叛乱前，究竟实际掌握着多少权力，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最早提出其“总三道以节制”的观点，并注出三道谓其先后担任的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②《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均沿袭了这一说法。③然而如果我们对安禄山叛乱前夕的权力予以客观分析，会发现安禄山并未掌握如史家所称那样大的权力。安禄山的叛乱与此后历次藩镇问题一样，其实质在于藩镇内部权力结构的更替。
从史源学角度来说，与安禄山同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其兼制三道的看法。以“三道”之类的方式统称所辖区域，是唐后期处理地方事务时的常见称谓，是一个产生于藩镇行政体制时期的词语，源于朝廷对一些地理紧邻、政治密切的州道之间协同统筹的总称。例如，宪宗《上尊号赦文》中有“郓曹濮、淄青、沂海等三道百姓，久沦寇境”④的说法，又如，宣宗曾下诏“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贺冬及来年贺正所进奉金银钱帛，宜特放免均融”⑤,再如，懿宗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⑥,其中淄青三道、浙西三道，都是唐后期行政、经济有密切关联的地区，并称之例颇为多见①。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唐朝，一人统辖数镇的情况极为少见，要么是人事调整过渡期行政交接期间的临时现象，如张仁愿长安三年(703)年初一度身兼幽、并都督，要么则是权高位危之际政治斗争的一时妥协，如王忠嗣天宝四载(745)统辖四镇。②黄永年注意到早在玄宗朝中期，幽州节度使便兼领了河北采访处置、营田海运诸使，“成为权力前所未有的河北全道最高军政长官”③,不过从行政演进上来说这并不是当时的常态。张国刚指出：“采访使如果没有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即行政权若不与军事权合二为一，是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天宝年间采访使与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二者也是分开设置的。”④故从经济上来讲玄宗朝末期更不会有三道合论的观念。综上而言，所谓安禄山“兼制三道”至少不会是天宝年间唐朝官方的看法，甚至也不大像是当时民间的观念。姚汝能很可能是用晚唐的习语来指涉安禄山叛乱前权力之大。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安禄山在叛乱前夕的实际权力进行逐一分析。首先来看安禄山对河北道的控制。对于开元中期以来幽州重要性的显著提升，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这一现象与契丹和奚所谓“两蕃”的崛起和威胁密切相关。玄宗朝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没落，东北部的契丹与奚逐渐成为唐朝的主要边患。随着开元初年默啜败亡，东北边疆奚与契丹的威胁日益严重。杜佑指出“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⑤这一事实，可见东北方面与奚、契丹间的矛盾已日益突显。陈寅恪最早注意到唐代东北方的问题，指出“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认为“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①黄永年将杜佑的“二统”说予以发挥，认为随着第二突厥汗国“到开元初默啜败亡，势复浸衰”,肩负抵御奚、契丹责任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则日见重要。②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分夸大了两蕃在当时的实际力量，并刻意将幽营地位的提升与安史之乱的爆发联系起来。事实上，分析这一时期唐朝的边疆局势，仍然离不开对整个北方战略的宏观把握。如果我们细审当时玄宗的诸道相关诏书，会发现对于两蕃的遏制，其初衷仍在于对抗唐朝当时的头号劲敌突厥。无论是经略幽营还是控遏两蕃，根本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肢解突厥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