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间接影响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安道买家族在河东的马政势力为安禄山日后担任楼烦监、获取河东马政实权打下了基础。尽管唐代建立了蔚为壮观的国马牧养体系，但有唐一代始终存在的监牧却只有楼烦监。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宪州下，旧楼烦监牧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领。贞元十五年，杨钵为监牧使，遂专领监司，不系州司。龙纪元年，特置宪州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郡城，开元四年王毛仲筑。州新置，未记户口帐籍。”①楼烦监“先隶陇右节度使”的说法不确，在唐前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楼烦监牧都隶属于岚州。据中日学者拼接复原的《仪凤三年度支奏抄》,我们知道直至高宗朝末年，陇右群牧使一职尚未出现，陇右牧统领全国马政的局面也未形成。当时全国牧监分为陇右诸监、秦州诸监、原州诸监、盐州诸监、岚州诸监五个相对独立的系统②,“诸牧监杀兽狼赏”、“诸牧监所有尉长户奴婢等春冬衣”等马政开支基本遵循所属州及随近军州当州支给的原则，其中“岚州诸监于州给”③。显然，就仪凤三年(678)户部的财政预算分配来看，各地牧监仍受到其所在州或都督府的明确管辖。④武周革命以后，约697年前后，此前分属陇右、秦州、原州的数十个牧监被重新划分为西、南、北、东四使⑤,监牧使由中央直接指派，从所在之州的行政管辖中脱离出来，加强了独立性和直属性。而地处盐、夏一带的河曲诸监则在永隆年间(681)由功勋老臣、粟特人安元寿作为夏州群牧使短暂兼领，但这主要针对当时突厥的叛乱而设⑥,“旨在清点、管理以六胡州为中心的关内道诸牧监，亦即原、盐、夏及六胡州诸牧监”⑦,并未成为定制。直至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时，张说撰写《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以记盛事，由于盐州刺史兼盐州群牧使张景遵为时任陇右群牧副使的张景顺的兄弟，出于人事的原因，张说将盐州使也纳入，称为“五使齐集”①,事实上盐州使并未划入陇右群牧使辖下，这从《元和郡县图志》中“监牧”条的记述便可知道②。与盐州使类似，唐前期的所谓岚州使同样不属于陇右群牧使直接管辖，而是由所在的岚州刺史兼领，这正是上引《旧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制度。
安贞节所任的岚州别驾一职隐含着关键信息。楼烦诸监包括楼烦、玄池、天池三个牧监，至迟在高宗朝后期就已存在。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宪州下，旧楼烦监牧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领。”③按：唐朝并无陇右节度使辖楼烦诸监的规定，这里应是对于安禄山在叛乱前以陇右群牧使兼领楼烦监之事的讹误。《仪凤三年度支奏抄》规定“秦、夏、原、盐、岚等州诸监官庸物，每年并于当州给”,同时诸牧监杀兽狼的赏金拨发，也是“岚州诸监于州给”④,这种财政的仰给同时也意味着行政上的管辖。武周以降，诸牧监州的别驾多有兼任牧监使之例，如武周末期独孤思行“试尚乘奉御兼陇右西使，又迁洮、叠、原三州上佐，再任奉御，兼知北使”⑤,开元前期东宫群牧副使韦衡“转原州别驾，又换陇州，入为右骁卫中郎将兼检校西使”⑥,开元初年独孤挺以金城郡别驾兼任西使左十九监、陇右群牧都使判官①,皆是此例。据此来看，开元初年岚州使一职可能正是由岚州别驾兼任，后来安禄山以陇右群牧使之职兼领楼烦监，并攘夺张文俨私人马牧地②,恐怕与安道买家族在河东的势力渊源，尤其是对楼烦诸监马政的长期经营不无关系。
岚州辖区以山区为主，地形复杂，北端有岢岚军扼守关隘，监牧位于南部山间，突厥军队很难深入这里。同时楼烦诸监东南毗邻北都太原，距京师路途也不算远，军事、政治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开元四年(716),第二突厥汗国发生内乱，默啜被杀，漠北九姓呈现出集体归唐的趋势，王毛仲于当年筑楼烦城，无疑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当时九姓归附的一个重要区域就是河东，如回纥、 仆固等内附部落被唐朝安置于大武军北。③在楼烦监筑城，表明当地监牧发展已达到一定规模，而作为总领全国马政的群牧使，王毛仲自然希望借胡人内附河东的契机进一步发展岚州诸监。开元四年(716)楼烦城的修筑，是8世纪上半叶北方民族内迁唐朝趋势转变的一个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