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对其胡人身份的重视，除了个人身世的因素外，更与胡人家族的势力密不可分。胡人对安禄山早年政治生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安氏家族势力的助力，以及玄宗朝后期蕃将群体崛起的政治趋势。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以往将其解释为李林甫为固相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以“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为借口，自此边将“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①尽管这一解释过于强调李林甫的个人因素，却表明玄宗朝后期蕃将的崛起是普遍趋势。
安道买与安波注家族在唐朝北方边镇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他们的崛起都可以追溯至武周中后期。万岁通天年间，宋祯任平狄军大使兼朔州刺史，安道买与张仁楚同任副使。②当年正月“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败之”③,其后五月在唐军征讨契丹的军事行动中，“总管沙叱忠义、王伯礼、安道买等，兵临易水，使接桑河”④。安波注的父亲史失其名，致仕官为左玉钤卫郎将⑤,这是武周时期特有的官职，位列正五品上，其人往往充任边州长史、军镇子总管一类的副职。⑥与安道买类似，安波注之父安某应在武周时期的边军中任中级武职。
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两个安氏家族似乎都相对坚定地站在唐朝立场上，并世代充任军职。安道买次子安贞节于开元初年担任岚州别驾，岚州城北一百里有岢岚军，在武周时期隶属平狄军(大武军),景云年间张仁愿移镇朔方后，该栅只保留一千人，以守捉的形式隶属于大武军。①岚州别驾很可能同时兼任岢岚军使或副使之职，这恐怕与其父安道买在平狄军内的影响不无关系。安道买家族在此后的史料中不见记载，然尚可觅得若干间接信息。《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的志主安令节与道买两子之名意义相从且末字相同，令节幼子安武臣后来追随安禄山叛乱，禄山死后他站在安庆绪一方，并曾于至德二载(757)七月率军攻陷陕郡。②由于安令节之父名生，官上柱国，与安道买非同一人，那么如果令节与贞节兄弟间存在某种亲属关系的话，则可能是从父兄或更远的同宗兄弟关系。③不过安道买家族似乎在天宝朝已经没落，因为当叛乱爆发后，“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坐死，家属徙岭外”④,而安武臣同样随禄山反叛，却并未见唐廷提及对安令节或安贞节一家的处置。
与安贞节相似，安波注大约在开元初年也已担任一军之使。开元二年(714)七月的武阶驿之战中，唐朝曾令薛讷“率杜宾客、郭知运、王睃、安思顺以御之”①,然安思顺此时年方总角②,颇疑为安波注之讹。③及至天宝初年，安波注已官至左羽林大将军、河西节度都知兵马使，曾指挥了唐军在鱼海对吐蕃的作战④,后以右羽林大将军之职致仕，并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获赐太子太师。⑤天宝元年(742)鱼海之战时，安波注两子思顺与元贞当分任节度先锋使及副使。①天宝五载(746)王忠嗣下狱后，安思顺自朔方调任河西节度使②,此后节制边镇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史家多言安禄山拔擢之速，其实安思顺的升迁更为迅速。
尽管安禄山与安道买及安波注家族间的渊源曲折复杂，不过这两个安氏家族对于安禄山政治生涯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却是有限的，更多表现为名望和声势上的庇佑。安波注在玄宗朝卓著的战绩、其在河西军政及胡人中的权势威望，成为安禄山得以倚赖的重要政治资本。天宝十载(751)朝廷欲以高仙芝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思顺讽群胡割耳势面请留己”③,可见其家族在河西胡人中影响甚巨，《雪安表》“收在门阑”及向达“至中国后，受安波主之卵翼”④的说法诚为不虚。这种庇佑并不是直接的提拔，我们目前尚未有安禄山在河陇从军的任何证据。但他在天宝年间与安思顺的不次拔擢，可以看出安波注家族在政治上对他产生的巨大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