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对忠王党在天宝党争中的动向及其对北方边镇蕃将势力普遍崛起的作用进行了梳理。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忠王党是一个在中央集权下被动形成的松散群体，它反映出唐中期中央权力不断强化的整体趋势。与其说忠王党终结于潼关陷落前夕的政治斗争，毋宁说其随着肃宗灵武即位而圆满完成使命。作于乾元三年(760)正月的《河阳陕东破贼贺表》记载：“胜州已北百姓数千人，忽见兵马极众，唤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张韩公及王忠嗣，领此兵马为国家讨贼，不日当太平。’百姓陈祭讫，须臾不见。”与此事同时记载的还有河阳出现毗沙门天王，因此该奏表称“圣德所感，人神合符”。①这说明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人仍将张仁愿和王忠嗣作为与毗沙门天王相类的战神看待，所谓“人神合符”即为此意。及至建中三年(782)陪享武庙时，唐朝共有十人入侍，左侧为尉迟敬德、苏定方、张仁愿、王睃、王孝杰，右侧为李孝恭、裴行俭、郭元振、张齐丘、郭子仪。其中玄宗朝以来入选者凡六人，即每侧后三人。②唐德宗在为先辈旧事定论时，借助于武庙排序巧妙地将朔方集团的先祖和忠王党核心人物王忠嗣摈斥在外，代之以政治态度更为中允、没有污点的张齐丘和郭子仪。他不会不知道祖父与王忠嗣等人间的深厚关系，这一举动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党派，只有唯我独尊的皇权。
安禄山在短期内得以不次拔擢，从根本上说源于玄宗朝后期边镇军队的扩充。况且，安禄山并非玄宗朝后期升迁最快的边镇将领。我们可以选取哥舒翰作为比较。史载翰“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此后“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初事节度使王侄”。③按：王侄开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宝二年(743)任河西节度使④,作于天宝元年(742)的《河西破蕃贼露布》中哥舒翰之职为节度衙前讨击副使①,这是一种节度使身边亲信性质的差使，并非正式官职，这与本传所谓“初事节度使王侄”的说法是符合的。哥舒翰投身河西的原因，除了本传所谓“发愤折节”外，恐怕还有更深层的人事因由。王体在史书中记载不多，目前所知的，是他
在开元九年(721)前后任新丰尉，经由时任京畿按察使的韦抗荐举任其判官②,开元二十九年(741)得授河西节度使③,天宝九载(750)曾与王铁、张均等人寻石经宝瑞并进献④。翰父哥舒道元传称“安西副都护”,事实上《新唐书》“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⑤的记载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即道元在安西仅为一普通都护，他应当在后来调任赤水军使，这一职任相对应的级别已经相当高。哥舒翰“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开元二十九年(741)从军河西，以此推算，哥舒道元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翰则生于700年。天宝元年(742)十二月河西节度使王任督军远征吐蕃渔海军时，哥舒翰时年43岁，其职仅为河西节度衙前讨击副使(仅为副职)⑥,至天宝六载(747)冬则已“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⑦。因陇右节度大使一般由皇子遥领，因此其实际职务即为陇右节度使，如此腾达仅用五年。与之相似，安禄山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任幽州节度衙前讨击使(已为正职),至天宝元年(742)方得棰、金城尉王冰、华原尉王焘为判官及支使，其后异卿等皆名位通显，时人以抗有知人之鉴。”[(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附从父兄子抗传》,2963页。]韦抗开元八年(720)后不久任京畿按察使，开元十一年(723)调任，知王 于开元九年(721)前后任新丰尉。按照所需的年资推测，王任约生于690年。
“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①,其间用时八年，而且平卢节度的实际地位较陇右明显要低②。有学者认为直至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才与玄宗建立了进一步的信任关系③,与哥舒翰的迅速升迁相比，安禄山不能算是被过度宠信，我们应该更关注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斗争。
从地域上来讲，这批边镇力量主要分布在朔方节度使辖下的三受降城与安北都护府一线、范阳节度使辖下的幽营地区，以及由杨国忠遥控的剑南两川地区。从人员上来说，张齐丘、安思顺、郭子仪、安禄山、史思明、章仇兼琼等一众新起节帅都在此范围之内。史学界习惯以“寒族蕃将”来予以概括，事实上“寒族”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培植新兴边镇势力；而“蕃将”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只是在杂胡广布的幽营一带较为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反例是，李光弼是典型的蕃将，但他并非玄宗着意提拔者。陈寅恪认为“玄宗时默啜帝国崩溃后，诸不同胡族之小部落纷杂散居于中国边境，或渐入内地”,而“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④“蕃将”的崛起只是玄宗朝中央政治大变动催生出的一种表象，无论是幽营诸州还是朔方军辖内，胡人势力的兴盛都是政治斗争支配下的诸种结果之一。如果将这种现象作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起因，则恐有舍本逐末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