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载(754)移置永清栅北，易名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①横塞军、天德军、九原郡及安北都护府均位于今河套地区，唐曾先后于此筑三受降城。②郭子仪自天宝八载(749)以后，长期经营此地，并于天宝十三载(754)兼九原太守。郭子仪与仆固怀恩等蕃将不同，后者以其部落家族为基础，往往为羁縻府州首领，并因其善战而多在节度使衙前任职，控制着朔方军的嫡系力量。子仪则武举出身，“累历诸军使”,属体制内武将迁转之类。在天宝八载(749)任横塞军使前，他未必都在朔方节度使管内任职。郭子仪长驻三受降城，控制着天德军，其拔擢经由张齐丘、安思顺二人之手，与朔方集团的忠王党势力固无瓜葛。郭子仪以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其职位均较辞官回京的李光弼为低。安禄山起兵后，玄宗“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③,充分显示出对其之信任。安禄山起兵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郭子仪之任朔方节度紧随其后。所谓“以本军东讨”,即子仪未回朔方驻节地灵武，而是在受任节度后直接带领麾下天德军经代北东进。这一则是出于战略钳制的考虑，二则恰从侧面证明子仪实际控制的力量为天德军。
安史之乱爆发后至潼关陷落前，杨国忠与哥舒翰之间的斗争，可以看作忠王党势力的最后一次大的举动。东京失守后，身为前线元帅的荣王琬突然死亡，太子趁机取得东征元帅之位，并以哥舒翰为先锋元帅，掌控了潼关军队。《旧唐书·杨国忠传》载：
及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翰不获已出关，及接战桃林，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误惑也。①
此旧史惯常说法，以国忠中沮为潼关失守原因。但若与他传参看，则知其谬。《旧唐书·哥舒翰传》载：
翰至潼关，或劝翰曰：“……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诏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于灞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②
《资治通鉴考异》所引《玄宗实录》与此同。所谓“诛国忠”以为“汉挫七国之计”,实是发动军事政变，矛头直指玄宗。上引本传所谓“或劝翰”之“或”者，正为朔方军中的忠王党人物王思礼。③哥舒翰与国忠本非一派，但因阿布思之故而在邢辞案中站在国忠一边。李林甫倒台后，“杨国忠欲厚结翰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④。但玄宗对哥舒翰实存顾忌，所谓翰以风病废居京师，不排除是朝廷对其进行人身控制。安禄山起兵后，局势倒向太子一党，玄宗不得已重用剑南势力。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底，太子节制关东，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元帅，双方矛盾加剧。以剑南节制朔方忠王党势力，恐未必出于国忠私心，而当是玄宗本意，之前即已如此。既选剑南兵及监牧小儿，翰复斩其将，矛盾遂至不可调和。于是玄宗及国忠频施压力，翰出击而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