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才能确定六胡州粟特人最早北返草原的时间呢?对于这一历史过程，马尔夏克(BorisMarshak)曾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7世纪末，东突厥汗国二次崛起，可汗要求武则天归还当年离去的粟特旧部，那里还夹杂着不少突厥人。但是粟特人不乐意返回草原，因为在唐朝治下，他们已经在长城脚下安居乐业五十年了。他们同武则天一起与突厥人打起来，结果在702年惨败，大部分粟特人被掳掠回了草原，沦为奴隶。”④他将702年年初的六胡州之战作为粟特人返回漠北的开端，可谓深具见地。马尔夏克并未给出相关论据，或许是由突厥碑铭的相关记载推测得出。不过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恐怕还需以更为充分的论证予以辨析，切入点则为长安二年(702)正月的六胡州之战。
在默啜索取河曲突厥降户后，六胡州便暴露在了突厥铁蹄之下。①
长安二年(702)正月，“突厥寇盐、夏等州，杀掠人吏”②。由于紧随其后的石岭保卫战转移了时论焦点，当时唐朝官方对正月此役记载较少。事实上无论对当时的唐朝还是突厥来说，这场战争都是弥足关键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均将此战视为突厥征服六州粟特的标志。《毗伽可汗碑》东24～25行记载：“当我十八岁时，我出征六州胡(alticubsogh-dag),我在那里打败了(粟特)人。唐朝的王都督率五万军队与我们相遇，我们战于Idukbas,我在那里消灭了那些军队。”③在唐朝方面，时任胜州都督的王供的墓志则保留了详尽的记录：
大足元年，制授右武威卫将军。其年八月，奉敕检校胜州都督。属犬羊残孽，鸱枭逆谋，挠乱我边疆，凭凌我城郭，蜂屯万计，乌合千群。公……独进前军，横行深入，飞钩乱下，白刃交挥，免胄冲冠，斩首折戴。彼众我寡，罢卒新羁；兵尽矢穷，空拳奋勇。以长安二年正月六日苦战薨于横阵，春秋五十有一。①
突厥与王供交战的Idukbas地理未详，可约略考求。Iduk意为献给天神、神圣，bas指物体的头部、顶端，在早期突厥语中往往引申为事物源头、山峰之巅、军队之首等，多见于地理名称。②此Idukbas可译为“圣峰”。按照吉罗(René Giraud)的观点，当Idukyersub作为圣地解释时，特指于都斤山和塔米格河；另外，也“并不排除还有其它同样也受崇拜的地方与河流”。在后一种情况下，iduk一般是就“水神土神等较为次要的神”而言的，由起初一些作为圣地的地点或河流后来神化而来。③由于随后的三月突厥又进攻忻州的石岭，两次战争间隔仅月余，突厥军队挟大批粟特降众北返于都斤山或塔米格河(在阿尔泰山西侧)于情理不符，故此Idukbas当另有所指。结合战争进程与历史背景来看，其地应为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拂云堆。此处有突厥神祠，当时“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④据王小甫研究，8世纪初的突厥已经信奉袄教，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是唐人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疆場意象，有“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拂云堆畔战初酣”等诗句。上述两方墓志撰写时该地尚由突厥控制，故仅以“朔漠”、“塞垣”等代指。值得注意的是，《大唐故锦州刺史赵府君墓志文并序》有“充中受降副使，塞垣地险”的记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八九，1288页),可知有实指拂云堆之例。
袄教祈福功能的神祠的出现。①正如克利亚什托尔内所指出，突厥“战胜粟特人以及和王都督的交战，是一次远征中紧连着的两个事件”②,从儒尼文碑铭的叙述顺序来看，突厥军队是在攻掠盐、夏后北返途中遭遇王供所率唐军的。③
在对此战过程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突厥进攻六胡州并非简单地抢掠财物，而是旨在与唐朝争夺粟特民众。《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中“杀掠人吏”④的措辞已经隐晦地提及了对粟特人口的抢掠，而《王供墓志》中“蜂屯万计，乌合千群”的描述，则无疑证明被胁迫北返的粟特人不在少数。⑤此役之后，时任依州刺史、已七十六岁高龄的老将张仁楚明升实黜、被迁岷州⑥,足见唐廷的震怒。突厥返程中遭遇唐军阻击的地点推测在拂云堆，表明这批被掠走的粟特人已成功渡过了黄河，进入突厥领地。据时任平狄军大使的阎虔福的墓志记载：“丁司马府君忧……寻有制，起为左金吾将军、平狄军大使。军次塞垣，与虏相遇，一日之内，九战皆捷。既至自代北，属寇扰河西，虽我师克全，而诸将丧律，宪司责以救援不接，竟坐免官。”⑦阎虔福之父殁于圣历二年(699)八月，圣历三年(700)正月下葬①,他在丁忧后起复，可以判断志中所载“寇扰河西”正是六胡州之战。所谓“诸将丧律”,可能是指拂云堆阻击战中其他诸部唐军被击溃四散，也可能暗指周边唐军作壁上观、不予援助。无论如何，都说明唐军未能扼止住这批北返的胡人，他们成为第一突厥汗国覆亡七十余年后首批大规模返回突厥故地的粟特人。由于人口减少，长安四年(704)唐廷将六胡州并为匡、长二州，随后又改为兰池都督府，下辖六县。②这印证了马尔夏克的观点，即六州胡人最早北返是在长安二年(702)正月。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只能确定这批粟特人渡过黄河进入了突厥领地，至于他们中有多少人深入漠北汗庭地带，则不得而知。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形势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可小野川秀美的观点，即他们可能也如此前的突厥降户一样，迁徙到了漠南黑沙汗庭(今呼和浩特)一带。蒲立本根据《事迹》天宝七载(748)加赠安延偃的官职诏书中“克生令胤，实负长才”③的说法，推测安延偃是禄山生父而非继父，其人“是北突厥的一名粟特军官”。他在716年突厥汗庭政变中受到牵连，于政变或其后不久故去。“入居中国后，安氏家族应即成为中国军队中的战士”,并身居要职。④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蒲立本最终对安延偃的来源地持两可态度，保留了突厥汗国和六胡州两种可能。⑤ 如前所论，两个安氏家族世代任职于唐朝军镇，安延偃孤身一人在突厥军队任职并与身汗庭斗争的可能性很小。蒲立本关于安延偃为安禄山生父且其生于漠北的观点，与粟特人的实际迁移情形存在较大的差别。唐军在拂云堆阻击突厥的时间为长安二年(702)正月，安禄山出生的时间为长安三年(703)正月，两者相差仅有一年。这批粟特俘虏在渡过黄河后，很可能还参与了一个月后的石岭之战。无论是安延偃抑或是其他某个六州胡人，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辗转漠南并与女巫阿史德氏相遇，致其受孕，这样的概率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微乎其微。可以说在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中，我们尚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安禄山的生父为粟特人。
论者或据邵说《雪安表》“本实姓康”予以反驳。按：《雪安表》作于广德二年(764),时间上固然早于姚汝能《事迹》近百年①,但在史料的价值上并不胜出。《事迹》取材于玄、肃两朝《实录》②,并杂入当时流传的其他佚闻野史，基本涵盖了各类传世史料，包括《雪安表》本姓康、南投唐朝、被安波注收养等信息，并多有辨析。③故《雪安表》不仅史料价值未超过《事迹》,且其明显的政治动机使之更像是一种修辞。④就目前所见各种相关史料来看，《雪安表》“本实姓康”只是一条孤证，未得以此作为安禄山父系血统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