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称安禄山“少孤，随母在突厥中。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直至“开元初，延偃族落破”,禄山方得随众南逃岚州。姚汝能显然也看到了邵说《雪安表》“本实姓康”的说法，但以其“不具本末”而未予采纳。在以桑原骘藏与陈寅恪为代表的早期研究中，曾有过突厥汗国复兴导致中亚胡人东迁的猜想，并根据康姓认为安禄山之父为中亚康姓粟特人③,但这种假说在地理与逻辑上难以自圆④。我们知道，营州杂胡是在武周后期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兴群体，安禄山出生于唐厥交界的“代北—幽营”一线，无论是营州旧址柳城、寄治地渔阳，抑或代北、河东一带，当时都没有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的迹象。阿史德氏与某个中亚康姓粟特人相遇并孕育产子，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事实上，无论是安延偃还是安道买家族都世代担任唐朝的中高级武职，如姚汝能所说是地道的“胡将军”,与以商贸著称的中亚粟特人明显不同。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小野川秀美最早提出了安氏家族来自河曲六胡州的观点①,这一看法在随后获得了蒲立本的支持，并且他提出了粟特人突厥化的概念②。那么安禄山的生父是否有可能是来自六胡州的粟特人，甚至如蒲立本所推测就是安延偃本人呢?这就涉及六州胡人在当时的动向问题。
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在唐朝的打击下崩溃，其部众被迁入今陕北、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边的广阔地带，唐朝建立顺、祐、长、化四州以统辖。这些部众中间自然也包括了大量突厥汗国内部的胡部。此后的半个世纪，漠北的突厥故地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调露元年(679)阿史德温傅叛乱，河曲的突厥诸部群起响应，唐廷以左监门大将军安元寿检校夏州群牧使，上报损失马匹18万余匹，足见内附蕃部当多有叛逃劫掠。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于调露元年(679)在盐、夏两州境内设置鲁、丽、塞、含、依、契六个州，专门管辖河曲内附的粟特人，是为六胡州。④这正反映出内附粟特人与唐朝政府非同寻常的关系，六胡州的设置从一开始就具有牵制突厥叛部的军事意义。⑤万岁通天年间(696—为这是第一突厥汗国覆亡后粟特人首次返回漠北，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默啜索要的是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的突厥、铁勒诸部，并非六胡州的粟特人。小野川秀美对这一点区分得很清楚，认为默啜索要的河曲六州降户“很可能迁徙到了黑沙的南庭”,并注意到“此后‘黑沙南庭’及河曲地区的突厥诸部便不见记载，仅可以确认其在六胡州地区存在过”。①这正是由于六州胡人并未随该批降户北返。同年唐朝“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②,六州胡人的亲唐立场显而易见。荣新江、森部丰推测这批六州胡人最早迁入了营州③,这一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营州此后不久便被契丹攻陷，直至开元九年(721)方才完全恢复旧置，这批作为援军开赴幽营前线的稽胡精兵不太可能滞留于这样一处废弃的边隅悬绝之地。也就是说，在7世纪末期，六州胡人非但没有迁往营州，甚至也不曾返回突厥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