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者逆胡猖狂，敢行称乱，朕嗣守鸿业，钦承睿图，枕戈尝胆，抚剑泣血，罔不夙夜，若涉春冰。赖天地疾威，社稷凭怒，上皇丕烈，万国永怀，因时致讨，为人请命。由是义夫奋发，回纥籍兵。邦圻关辅之士，汗陇河湟之众，沙朔羌戎之骑，微卢蛮貊之人，万里云趋，四方雾合。既张我伐，咸乃一心。③
此处“籍兵”即“借兵”。④可以看到，尽管唐廷承认了“回纥籍兵”之事，却巧妙地将其置于“万国永怀，因时致讨”的政治语境下，以唐朝自身之“义夫”对外蕃代表之“回纥”,“义夫”包括“关辅之士”与“河湟之众”,外蕃则诸如“沙朔羌戎”与“微卢蛮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为掩饰性的政治修辞，因为肃宗最初的意愿就是“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除回纥之外，“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①,甚至包括“云南子弟”②。然而肃、代二帝对于平叛一再强调的“万国”之力，其落脚点并不在于“万国”,而是旨在彰显唐朝对于诸蕃绝对的中心地位。杜诗中的“万国兵前草木风”,实此之谓。
随着唐后期回纥(鹘)的强盛，“借兵回纥”成为几个叛乱者的首选。前有仆固怀恩导引回纥、吐蕃掳掠中原，后有朱滔勾结回纥助朱枇反叛。尽管这种依存是双向的，回纥也会不时向唐朝请求援助，如武宗会昌年间就曾出现过“回鹘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请国家借兵十万，助其收复故地”③之事，但“借兵”一词已悄然而明确地与北方蕃邦联系起来，具有了一种不甚光彩的意味，如朱滔就曾因其“借兵回纥”而被名将李抱真指斥为“反虏”④。这一指称在两宋被赋予了更为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和北方政权之间的贡纳关系联系起来，而富弼出使契丹时的一段对话集中体现出这种现实诉求。当时契丹国君坚持“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而富弼则援引唐高祖李渊旧事，认为“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⑤足见“借兵”在宋人看来，是典型的屈辱之称。
回纥的援兵对于安史之乱的平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以往也并未被严肃探讨。我们认为，借兵回纥的意义，政治性远大于军事性。唐朝历次借兵回纥。
据此来看，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共四次借兵回纥，分别是至德元载(756)冬、至德二载(757)秋、乾元元年(758)秋、宝应元年(762)秋，时间集中于秋冬，杜甫所谓“高秋马肥健，挟矢向汉月”即指此。细审四次借兵，会发现前三次时间较近，且均是在和亲之后旋即得以借兵；第四次借兵则与前三次相距颇久，且无和亲之举。借兵回纥对于唐朝来说，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乾元二年(759)春的相州之溃回纥并无办法，而宝应元年(762)最终决战前，牟羽可汗更是直接否决了唐朝提出的前两种方案，避免了和燕朝地方实权派的正面接触。
在这中间，第四次借兵时的史实发覆，尤可反映出回纥汗室的战略意图，不妨稍予论及。从两任可汗对唐的态度来看，葛勒相对温和，而牟羽则颇为激进。当时药子昂向可汗依次提出三个方案，分别为“取土门路入，直取邢、洺、卫、怀”、“取怀州太行路，南据河阴之险”、“取陕州太阳津路，食太原仓粟而东”①,前两个方案均被牟羽否决，而第三个方案则得到认同。若取第一个方案，回纥需与燕政权的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发生正面冲突；第二个方案则将直接面对薛嵩势力；唯有第三个方案最为保守，避开了燕朝主要地方实权派力量。《续日本纪》载有当年年初高丽大使王新福的建言：“李家太上皇、少帝并崩，广平王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仪[义],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参之路，固未易通。”而日本中央政府的反应也是“敕太宰府”,称“唐国荒乱，两家争雄，平殄未期，使命难通”②,可见回纥牟羽可汗所谓已与史朝义有约，并非诈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