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得回纥之助以平安史之乱，自古被称为“借兵回纥”。一直以来，这一约定俗成的说法鲜有学者加以反思，然而只需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一公案背后实在有着太多疑点。安史之乱长达七年多时间，其间大小上百场战役唐军死伤无算，何以回纥的区区几千骑兵毫发未损?杜诗有言，“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②,为何肃宗要力排众议，执意引入回纥军事力量?诸如此类，至今并未得到很好的解答。我们已经对借兵回纥的政治背景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接下来将对这一事件本身进行逐步剖析，以期对上述诸种疑问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
首先应该明确，唐平安史而“借兵回纥”是一个随着唐朝自身政治斗争和对外关系变化而逐渐清晰起来的观念，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一决策最初被提出时，以肃宗为代表的唐廷秉持着传统的四裔观念，在道义上将之视为天子对远夷的征发。尽管白桂思()、斯加夫(JonathanKaramSkaff)等学者认为“天可汗”广泛存在于中古时期的东部欧亚诸国③,但这一称号及其对应的外交地位显然
在更多情况下倾向于唐朝皇帝，唐太宗将这种天下观总结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蒲立本据此认为太宗是最为接近建立“胡汉帝国”的中国帝王②,蔡涵墨(CharlesHartman)也称唐朝为“多民族帝国”(multiracialempire)③。直至8世纪中叶，“天可汗”的观念仍然深刻存在于唐朝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关系之中，因此即便是在实际政治层面，肃宗也是以“天可汗”自居，将借兵回纥视为唐朝皇帝对回纥可汗的军事求助，所谓“修好征兵”④,即修与国之旧好而征兵回纥。肃代时期的史臣将之视为回纥“请和亲，愿助国讨贼”⑤,是对这种心态的精准脚注。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详细记载了至德二载(757)秋朝廷最初借兵回纥时的情形，诗云：“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诗中所叙为当年闰八月至九月间的诸种见闻，杜甫当时所任之左拾遗尽管官阶不高，但能够第一时间获知朝廷各种决策消息，因而这段诗中“此辈少为贵”一句就显得尤为关键，它反映出唐廷当时对于借兵回纥的普遍期许。或以为少陵“深以借回纥兵为非计”⑥,这种说法似嫌粗疏。结合杜诗一贯的用典特征，这里杜甫显然是直接套用了《礼记》关于“(礼)有以少为贵者”的成典。按照《礼记·礼器》的说法，礼“以少为贵”首先体现为“天子无介，祭天特牲”。所谓“介”,其实就是两国之君相见时的翻译官。郑玄注曰：“天子无介，无客礼也。”孔颖达疏曰：“‘天子无介’者，为宾用介，而天子以天下为家，既不为宾客，故无介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质，故止一特也。”①显然，无论是“天子无介”所体现出的绝对主位，还是“祭天特牲”所蕴含的天神之下万国之上，在杜甫看来，“以天下为家”的唐朝天子在借兵回纥之事中，应处于绝对的中心和优越地位，而外蕃之兵只是借以平叛、重振皇纲的辅助手段，不欲其多，重在意义而非真实作用。
至于“借兵”之说，古已有之，春秋末期即有赵国“借兵于楚伐魏”②之事，隋末李渊以及刘黑闼都曾为了增强实力而选择向突厥借兵，不过直至玄宗朝为止这些都还只是一些掌故旧闻而已，谈不上有什么鲜明指向。事实上“籍兵”一词在至德二载(757)收复两京后便已出现，当时肃宗在赦文中声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