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有必要就借兵回纥与此间唐马政的变革因缘略做辨析。绢马贸易向来是唐史研究的热点③,但这一事件最初的兴起原因则鲜有学者关注。按照至德二载(757)复两京后的约定，唐朝“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①,之所以选择朔方军作为交易地点，在于其与回纥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朔方在唐前期马政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陇右诸牧监之外的另一国马牧养区。与陇右诸牧监不同，灵、夏一带牧监设置虽有限，但马匹数量巨大，这与当地大量的内附蕃部密切相关。高宗永隆年间，由于突厥诸部叛乱，安元寿加“夏州群牧使”之任专门清点交割马匹，上报损失十八万匹。②唐朝牧监财政由当州财政负担，这在《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中有明确规定。③盐夏诸州与北方蕃部的马匹交易，在官方与民间都长期存在。先天二年(713)因厩中缺马，玄宗曾派专人以空名告身前往六胡州市马④,开天之际，王忠嗣曾将朔方九千匹马迁往陇右⑤,都是官方市马的例证。《太平广记》记载了会昌、大中之际，银州刺史田鐵曾“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⑥,足见盐夏诸州易市边马在整个唐朝都存在。叶护在复两京后提出北返回纥的措辞是“须归灵夏取马，更收范阳”⑦,但灵、夏诸牧监的国马未必真为回纥所用，而是如赋役中“纳庸代役”般，由唐朝政府支付相应的马价，以供回纥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这是唐朝与回纥绢马贸易的最初缘起，其出发点在于补给回纥作战中的马匹消耗，选择朔方是依托当地庞大的内附蕃部及成熟的牧监体系。至德元载(756)李承案出使回纥后，当年冬天葛勒可汗亲自率军至河曲，“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①,次年二月初六返回汗庭。②如果杜甫“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的说法属实，则不排除回纥确实将少部分军队和半数战马留驻朔方，这或许也是叶护“归灵夏取马”的直接所指，但从留回纥军队于沙苑来看，其深意无疑在于向唐朝索要马匹补偿。在广德元年(763)仆固怀恩所作的《陈情书》中，其提及“去年秋末，回纥仗义而来”,即宝应元年(762)第四次借兵回纥之事，当时回纥取道太原南下，返回漠北时朝廷令仆固怀恩“饯送”,怀恩“遂罄竭家产，为国周旋”,适值“从潞府过”,遂将“于回纥处得绢，便与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赠”。③回纥北返所携带的大量绢帛，应即为唐朝政府对其“征兵”的补偿，这种掺杂着朝廷赏赐与姻亲交好的行为背后，实为双方的经济交换。
药子昂作为唐朝最后一任陇右群牧使，很可能正是在宝应元年(762)秋迎接回纥时兼任的。安禄山之后，尚有王凤、董佚、吕崇贲、唐钦、李辅国、彭礼盈、药子昂诸人相次为之。④吕崇贲天宝十四载(755)年底任蒲州刺史，战败后追随肃宗，至德元载(756)后半年被授予关内道节度使，其任陇右群牧使当在此间。李辅国是在复两京后任殿中监、闲厩使，知其任陇右群牧使在至德二载(757)十月以后。药子昂是最后一任陇右群牧使，史载宝应元年(762)秋，甫即皇位的代宗曾“使殿中监药子昂驰劳”回纥⑤,则药子昂应在此前后任陇右群牧使。《唐会要》所谓“暨至德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⑥的说法不尽准确。
《李鼎墓志》记载志主“夫人广陵药氏，关内节度、御史大夫子昂之息女”①,而《元和姓纂》则称药氏“大历有殿中监、闲厩使、兼御史大夫药子昂”②,由于药姓较为少见③,御史大夫又是宪衔的最高级别，结合所处时代来看，这两个“药子昂”无疑是同一人。药子昂很可能在代宗朝初年同时兼任关内道节度使、殿中监，而在他之后便不复存在陇右群牧使一职，我们据此推测这一职衔应该在吐蕃陷陇右后还曾短暂存在过一段时间，最后因为无实际管辖而被撤销。
这一推测可在韩愈为董晋所作的行状中得到印证。文称董晋曾以判官随李涵“如回纥立可敦”,回纥方面当时指出：“唐之复土疆，取回纥力焉。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董晋回答称：“我之复土疆，尔信有力焉。吾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赐不既多乎?尔之马岁至，吾数皮而归资。”④这番对话较为忠实地保留了时人对于唐纥绢马贸易缘起的看法，足见借兵回纥在绢马贸易演变中的政治性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