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军州出身的将领，在叛乱爆发前一般担任着州刺史或军镇经略使，与偏将相比，他们具有正式的官职和固定的职权范围。例如，史思明天宝末为北平太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⑦,安燕时期任范阳节度使，获封燕王；高秀岩本哥舒翰河陇旧将①,安禄山委之大同军使，安燕后期官至河东节度使②;张献诚于天宝后期被“幽州节度使表请为檀州刺史”③,兼辖威武军，“管兵万人，马三百匹”④,史燕时期官至汴州刺史、节度使⑤;程元皓天宝后期“授仪州辽城府别将，累迁易州武遂府”,史燕时期为定州刺史、北平军使⑥。就最初地位而言他们无疑优于偏裨，而安禄山起兵后在地方上一仍旧制的做法也使其得以继续掌握军州大权。
安燕与史燕有着不同的战略需求，这种差异导致了偏将内部的力量消长。安燕是一个外向性的政权，对于安禄山来说，首要目的在于军事征讨，因此崔乾祐、蔡希德等年资较长、职级较高的偏将或实际掌控中央军事，或指挥前线数量庞大的军队。他们对史思明的改朝易代构成最直接的制约，故首当其冲成为安史易代的牺牲品。相对于安燕而言，史燕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权，这源于史思明军州出身的特点。与安庆绪、高尚集团的宫廷政变不同，史思明是依凭其在幽州的雄厚实力建立后燕，其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军州势力的联合体。这点从史朝义篡位后“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征召不至”⑦的尴尬局面便可看出。正因如此，在史燕政权中，叛乱之初的低级裨将群体成长为新的地方实权派，与先前的军州出身者分享地方实权。例如，张忠志由最初“扼井陉路，军于土门”的偏将跃至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①,而田承嗣也因引史朝义再陷洛阳得由先锋使“伪授魏州刺史”②。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③的局面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叛将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兼并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军州出身者逐渐受到排挤，最终留下的田、李、张、薛四位低级偏将出身者则成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受益者。④显然，就出身与渊源而言，田、张诸人无疑具有较他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这也构成了战后河北对于军州势力的一种自然打压。关于这点，可从恒州与定州之间的斗争中窥得一二。定州下辖北平军，玄宗朝便已“管兵六千人”①,为幽、恒两州间的战略要地。终有燕一朝，长期盘踞定州者为程元皓，其人天宝末已为易州武遂府将领，史燕时期官至定州刺史兼北平军使。据《程元皓墓志》残件知其归唐后的完整职衔为“光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度副使”②,这远高于后来掌控成德的王武俊归唐时被授予的“御史中丞，充本军先锋兵马使”③之职，而与彼时名义上节制恒赵的降将张忠志(李宝臣)地位等夷。当时唐廷在恒州设置成德军的同时，也保留了定州的北平军，恒、定之间形成制衡。然而宝应元年(762)十一月程元皓归唐后，次月即离奇地“构疾”卒于任上，恐怕与李宝臣集团的排挤甚至暗杀不无关系。
经过燕政权长达七年的内部嬗变，以及受到唐廷最终平叛的政策影响，“节帅出偏裨”的模式在河北成为常态，而军州则长期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与节度使形成制衡。蒲立本认为：“河北在安史之乱后的半割据局面不只是某几位节帅的问题，否则不会持续太久。显然，它基于河北军队中一种有意识的强烈独立想法，这些军队对安史及燕政权的态度与其对唐朝的态度明显不同。”④蒲立本所指出的这种“河北军中的独立意识”,其实应做更深层次的剖析。唐后期河北藩镇父子相传及易于动乱的特点，固然与胡人养子习俗有关⑤,但就制度因由而言则实与“节帅出偏裨”的传统密不可分。父子因循只是表象，实际上节帅之子担任偏将的传统才是造就“河朔故事”的深层原因，而为后世所称道的田兴归唐其实也是偏将强势的另一种表现。至于为众多史家所观察到的河北易帅之际多有动乱，其实多源于偏将。与之相对的是军州力量的长期稳定。这形成了唐后期河北藩镇的一种二元分离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