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唐燕双方力量的综合对比来看，唐廷所采用的实用主义平叛思路无可厚非。至德二载(757)年末至乾元元年(758)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继归唐，这一“中兴诸将收山东”的盛况让诗人杜甫油然生出“只残邺城不日得”①的殷切期盼，这是当时唐朝上下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复叛，将朝廷安插在幽州的亲唐力量**涤殆尽。乾元二年(759)春，九节度兵败邺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残余，与薛嵩、张忠志等地方实权叛将达成和解。安史易代，后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河北风云突变。史燕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河北地方军将权力的日益扩大和统辖区域的逐渐明晰。伴随着这种深层变动，河北藩镇格局已然初见形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绥靖安史降将实出于代宗本意，“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②,且这种方针具有内在延续性，在处置思路上，“与757年史思明归唐时如出一辙”①。这些论述基本阐明了战后河北割据状态产生的原因。然而，割据只是河北藩镇所呈现出的整体形式，具体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父子相传的“河朔故事”②和节帅易代的频繁动乱。③而这两个特点的渊源因由，则需要从燕政权尤其是后燕时期的内部嬗变予以探寻。
玄宗朝后期，节度使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节度衙前的偏裨将领拔擢得任。④史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⑤,可见早在开元末期，幽州节度使身边的裨将便对平卢军使这样的高级武将的权威构成严重挑战。天宝初年供职于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偏将哥舒翰、安思顺等后来也皆成节帅。另一种则是由军镇经略使或州刺史升迁而来。⑥史载天宝九载(750)“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时任天德军使、朔方兵马使的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不禁使胡三省发出“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的感慨。⑦当然，这只是就武将迁转特点所做的粗略划分，两种经历兼而有之的节帅多有人在。然而如果将这两种迁转途径放置于燕政权的存续七年的封闭时间段里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其意义变得格外突出，并为理解河北藩镇格局的特点提供了重要思路。我们将燕政权中的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为“节帅出偏裨”和“节帅出军州”。
偏裨出身的将领，集中出自天宝后期的范阳节度使帐下，系安禄山心腹将领，大多弓马娴熟、久经战阵，被委以衙前讨击使、先锋使等职。例如，薛嵩天宝年间“以勋著受署辕门”,“入(则)参戴鹞，出则追射雕”①,是典型的裨将出身；田承嗣早在“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②,叛乱爆发时升任左清道府率、武卫将军，实质仍是裨将；张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并养为假子，“常给事帐中”③;而柳城胡人李怀仙也是在叛乱之初“以裨将从陷河洛”④。这些偏将中固然有薛嵩这种“少以门荫”⑤入仕的名将之后，但更多“出自世代担任边吏小将的家庭”,随着玄宗朝后期边军的扩充而“得以擢升高位”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