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平叛路线的争执，其实质在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讲，分歧在于是要恢复一个统一的唐朝，还是要确立一个权威的法统。诚然，至德元载(756)七月随着肃宗北上即位，灵武方面进而聚集起大量内附蕃兵部落。在这种情况下，以重兵攻取范阳在战略上不失为一种创举。然而需要看到，安禄山当时定都洛阳已逾半年，长安也已为燕军所占领。唐军贸然悬军代北需要承担很高的军事风险，即便攻下范阳，如若燕军稳据两京，唐军非但军事上难有突破，政治上更是失了法统反同流寇，届时肃宗乃至整个唐中央都将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至德元载(756)十二月的表奏中，高适直言“京华尚阻，国步暂艰”⑦,对现实政治的忽视，注定了北线方略被弃置的命运。次年正月，郭子仪也明确表示了“两京可图”的意愿，而其时李泌还仍旧坚持“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①这样的老路子，却已无法提起肃宗的兴趣。这证明了无论是北图范阳还是南复两京，其实在于政治立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根本上还是为不同时期的政治目的服务。而如果从唐中期整个北方胡化的角度来看，北线方略的弃置也是玄宗朝后期以来幽营地区逐渐胡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政治和军事力量均有限的情况下，唐朝势必选择先复两京确立正统。
这一政治抉择在事实上抛弃了河北，唐朝处理安史降将时所采取的姑息政策如果追根溯源，其实正是当初北线方略的弃置。这里存在一个颇不易察觉的转变，即唐朝中央在平叛前期只是将范阳视为叛军巢穴，政治上将之置于一种敌视地位；及至叛乱最终平定之际，则天宝年间河北道南部包括易、定、恒、魏诸州在内的广大区域已然被视为异域他乡，“河北降将”的概念悄然取代了“幽营胡骑”。例如，封常清所上《遗表》称“皆是乌合之徒……当渔阳突骑之师”②,受困长安的杜甫写诗称“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③,皆是平叛前期普遍的社会思潮；而如“河北降将，各复其位”等平叛前夕的看法，则显然是前期时人所不具有的。这种转变的产生除了唐朝中央政治的变化、燕政权内部的权力嬗替等原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军事原因，则在于河北土团力量的撤出和平卢亲唐势力的南渡。
关于河北土团势力的兴起及作用，日野开三郎等学者曾有详细考证。④可以说，河北道南部对于安禄山的反叛本来便有抵御准备。叛乱前夕的平原太守颜真卿一面“候于境上”恭迎李史鱼等安禄山心腹的“巡按”①,一面“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②;而常山太守颜杲卿也是在叛军南下之时便已明确了反安禄山的态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河北战局其实是由当地土团力量与朔方军合作共同达成的，二者缺一不可。颜氏兄弟最初起事造成的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③的大好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假象，是在叛军主力南渡黄河、河北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形成的一时局面。天宝十五载(756)正月蔡希德、史思明相继回军，则常山立时失陷。而当李光弼以朔方、河东的精锐唐军东出井陉后，常山九县又七为唐有。④可以看出，河北土团的军事行动离不开朔方精锐唐军的大兵团作战，而朔方军的攻城拔地则仰赖于河北土团强大的声援。但这一局面随着潼关失守、朔方军退回河东而宣告结束。就在肃宗北上灵武的当月，“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肃宗遂以之“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表达了朝廷对于颜真卿河北抗敌的坚定支持。而颜真卿随即将肃宗蜡敕“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士气大振。⑤蜡丸达表一事不见于《旧唐书·颜真卿传》,当出于隐讳。这表明自肃宗即位伊始，颜真卿即坚定地站在灵武政权一边。当年十月，平原不守，真卿“弃郡渡河，历江淮、荆襄”,于次年四月到达凤翔行在，“授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⑥此后，河北的抵抗力量逐渐式微。平卢军则在天宝年间即已显示出对幽州的离心倾向，此点我们已有论述。幽营之间这种微妙的历史关系，使得平卢在叛乱爆发后保留有相当部分的亲唐力量，这本是唐朝收复范阳的绝好内应。安禄山起兵后，史思明亦率部南下饶阳①,平卢事实上同时空缺了正副节度使之职。唐廷在确认叛乱爆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撤换叛军巢穴范阳、平卢两节度，代之以封常清。显然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全权认可，然而唐廷同时“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的任命却显示了其对平卢军进行策反的意图。但次年二月韩朝阳携安禄山之命返回范阳发动政变，斩杀贾循等人，同时“招诱(吕)知诲”,“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餐”,平卢内部的亲唐势力大受打击。此后不久，平卢将校刘客奴杀吕知诲，“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被唐廷任命为“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而“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②刘正臣领兵攻范阳，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后，李光弼回军土门，“思明随后徼击之，已而回军并行击刘正臣”,正臣兵败“弃军保北平”,“妻子及军资二千乘尽没”③,返回平卢后，刘正臣“为王玄志所酰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④。此后，平卢军兵马使董秦(李忠臣)“又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⑤。从上述叛乱初期平卢军的权力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在主力随史思明南下后，这支平卢军并不具备与燕军巢穴范阳相抗衡的实力，实际上更多表现为内部权力的争斗；其二，历次兵变实际都由平卢军旧员宿将策动，在节帅变动频繁的表象之下，是平卢军根深蒂固的内部利益。唐朝指望这样一支既乏实力，又无明确政治立场的边镇部队克复范阳，无异于痴人说梦。王玄志节制平卢后，已开始逐步安排南渡事宜，而唐廷对于北线方略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遂逐渐破灭。南渡以后的平卢军，已鲜少被时人与“黄头奚儿”、“营州杂胡”等形象联系起来，但又因其特殊的历史渊源而保持了与河朔三镇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学者或有据此提出所谓“华北藩镇联合体”的概念①,也可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