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中央斗争的考量，另一个深刻影响北线方略兴废的因素，则是朔方集团内部权力的分化重组，以及这一集团对于中央的反馈作用。先说权力格局的变动。在临危受命取代安思顺节制朔方后，郭子仪通过分兵、起用李光弼而实现了与王忠嗣旧将之间的合作。郭属天宝末年玄宗新拔擢的地方实权将领，长驻套地；李则属忠王党故将，久处灵武。河北乱起后朔方军的最大获益者为郭子仪，而李光弼则处于被抑制状态。杜牧所撰《张保皋郑年传》中有一段真伪混杂的记载，颇可反映此间郭、李二人的关系演变：
安禄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悉诏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①
所谓伪者，即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时，子仪远处天德军，而光弼已为节度副使，非杜牧所谓“俱为牙门都将”;光弼之起复在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其时潼关固守而玄宗在位，不可谓“国乱主迁”。然而此段记载真实地反映出，郭子仪借平叛之机向玄宗提出起复李光弼的要求，实际上是与忠王党达成妥协，共同获得了朔方军权力。
再论朔方集团对于中央政策的反馈。郭李释嫌后，朔方军基本是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北线战局，这在战事吃紧、兵力奇缺的天宝十五载(756),成为左右整个平叛战局的重要因素。洛阳失陷后的次月[天宝十五载(756)正月],玄宗便曾“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①,然而史料显示随后的三月“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②,并未按照玄宗的指示南下进攻陕洛。甚至当年六月初，唐廷在紧急商议是否出兵潼关时，郭子仪、李光弼仍上言坚持“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③的平叛方略。当月十一日，杨国忠已经“使韩、虢入宮，劝上入蜀”④,而玄宗仍试图“追郭子仪赴京，李光弼守太原”⑤,表明玄宗在最后时刻，曾试图召回郭子仪。但在玄宗西逃后，远在河北的郭、李采取了观望态度，按兵不动，回军井陉。此后，朔方留后杜鸿渐迎肃宗北上，而握有重兵的郭子仪在关键时刻顺应形势，回军灵武，使北方局势发生根本逆转。及至至德二载(757)正月，史载“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⑥,平叛观点已然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