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兵回纥与唐朝的政治转变密切相关，蒲立本即注意到回纥的介入与肃宗灵武即位后广征各国兵力的平叛策略有关①,黄永年则进而认为唐朝平定叛乱的整个过程转变，尤其是对河北策略的转变始终与借兵回纥存在关联②。然而究竟这种联系是怎样产生的?以往史家语焉不详，这也使得我们对借兵回纥一事的评判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事实上，观察借兵回纥事件的缘由及演变，有一条重要的政治史线索，即唐朝对于范阳的弃置，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对于北线平叛方略的放弃。本部分先就北线平叛方略的兴起、演变，及其最终被放弃的过程予以论述。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的平叛策略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这种策略的转变集中体现为两条平叛路线之争，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北线方略和两京方略。所谓北线方略，是指取北方三受降城一线东进，以代北的云中、大同为主要战场，直捣叛军巢穴范阳。代北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最早的战场，由于朔方军主力的预先集结和指挥得当，唐军从一开始便占据了优势。①综合叛乱初期燕军的主要军事行动来看，安禄山对于起兵后的军事其实做了充分的规划和部署，而与范阳同日起事的大同军方面，实际承担着两大战略任务。其一，南下占据太原。正由于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并未对河东形成有效控制，因此只有攻陷太原，方可与河北燕军形成呼应。其二，西向进袭天德军。该区域驻有朔方精锐部队，一旦突破三受降城防线，则可越过黄河一路南下，对长安形成直接威胁。但由于太原方面在杨光朔被劫之后紧闭东陉关以拒守，因此大同至东受降城一线的代北成为唐燕双方在北线的实际战场。
与之相较，两京方略主张调集朔方、河东的优势兵力先取两京，再北上进攻范阳。天宝十四载(755)年底，洛阳、陕郡相继失陷。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哥舒翰坚守潼关，唐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与燕军对常山的争夺上。但对于玄宗而言，进取陕洛、收复东京才是平叛的头等大事，前有封常清、高仙芝以“弃陕地数百里”①获斩于军中，后有哥舒翰以逗留见疑于朝廷，究其根源，均在于此。灵宝西原之战后，潼关不守，长安随之陷落，两京方略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对于在灵武乱离之际登上皇位的肃宗而言，收复两京不仅意味着李唐社稷的恢复、正统的获得，同时也是其父子关系得以修复，从而稳固皇位的必要前提。
对于乱离之际登上皇位的肃宗来说，他面临着处理与玄宗的关系、扼制皇子仿效灵武之事的双重考验。李泌对建宁王李倏的刻意扶植，使得北线方略在至德元载(756)秋冬之际一度引发关注。②至德元载(756)年底，李泌曾向肃宗正式提出北线平叛方略：“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③按照李泌的构想，将来继承大统的广平王应陪伴肃宗身边，处理军国机要；而年轻善战的建宁王则可委以统兵大权，随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北取范阳。但对于甫经马嵬兵变的肃宗而言，一个性格好强、汲汲于军权的皇子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与李泌以建宁王任范阳节度的建议不同，肃宗最终选择了城府深厚、性格绵密的广平王，并设置了天下兵马元帅这样一个既能统摄方面大员，又没有实际军队的职衔给这位皇长子。肃宗的社稷考虑，李泌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后人已无法详知的私密原因，最终导致建宁王于至德元载(756)年末或至德二载(757)年初被赐自尽，而这一事件也意味着北线方略基本宣告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