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胡”负恩反叛，是玄宗对于安禄山起兵的最初定性。安禄山起兵南下的第七天，确信其反叛的玄宗在华清宫“召宰相谋之”,杨国忠声言“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①此事被后人赋予过多的道德与价值评断，事实上如果将杨国忠的说法与次日入谒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②之承诺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经过玄宗宸断的官方定调，而半年后玄宗出逃时犹以“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③为借口。逆胡叛乱，这在唐朝历史上显然不是头一次，早在开元二十三年(735)苏禄诱群胡围攻北庭时，玄宗在诏书中即将其称为“逆胡忿戾”以“围犯边镇”①。据此来看，《资治通鉴》很可能是忠实记录了当时玄宗对于范阳叛军的指称。玄宗的这一指称同时还暗含了对于故相张九龄预言的认可，史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战败后，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押赴京师，时任宰相的张九龄认为“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②。事实上此事是对张说当初预言可突干反叛的模仿，开元十七年(729)“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不礼焉”,时任左丞相的张说认为“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③不过张九龄预言之典故远较张说流传广泛，这与安禄山反叛后唐廷尤其是玄宗对于罢黜张九龄的悔意有很大关系，玄宗入蜀后忆及九龄之言，曾专程“遣中使至曲江祭酹”④,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宣扬。因此在叛乱的最初，以玄宗为代表的朝廷舆论，是将安禄山起兵定性为逆胡的反叛，就本质而言仍归为可突干、苏禄一类。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暴卒后，淮南节度使高适在其贺表中称“逆贼孤负圣朝，造作氛禄”⑤,正体现了唐朝最初对于此事的定调。这在当时的墓志中也得到印证，如死于西京兵乱的李镐的墓志中就称“遭此胡贼”⑥。而至德二载(757)正月死于胡人暴乱的河西节度使周泌之子周晓，虽然是被凉州胡人所杀，其墓志中也称“为胡贼所害”①。
开元九年(721)六胡州康待宾叛乱时，唐廷曾以“胡贼”指称。②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当时突逢大乱的唐朝民众来讲，他们很容易受到官方定调的影响，认为这是一次胡人的普遍构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