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唐朝利用了突厥汗国中久已存在的部落矛盾③,回纥在突厥覆亡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第二突厥汗国末期的核心力量之一，阿跌部与回纥之间的关系多有不睦。P.T.1283号文书载：“其山后，有‘阿跌’(Hir-tis)两小部落，与回鹘时战时和。”此部落名王尧转写为Hir-tis,译为"阿跌"。森安孝夫则认为由于该部北方有“另一部落，眼如水晶，头发火红”的记载，与《新唐书·回鹘传》中关于“黠戛斯”的记载类似，因此转写为Gir-tis,译为“黠戛斯”。④不过“黠戛斯”在古突厥语的拉丁转写中作qirqiz,属后元音，据此来看，文书中至少前一处H(G)ir-tis对应“阿跌”的可能性仍更大一些。结合《毗伽可汗碑》“二姓阿跌”的说法分析，8世纪前半叶的漠北草原显然存在不止一支阿跌部落。①与回纥(鹘)“时战时和”的阿跌未必就是李良臣所在蕃部，但阿跌部亲阿史那而疏远回纥的立场，则基本可以确定。综合上述因素分析，李良臣所娶应为乌苏米施可汗之女。
除与汗室联姻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前引《旧唐书·李光进传》的记述中，获知阿跌部与舍利部及其首领舍利葛旃之间存在深刻关系。作于贞元六年(790)的《舍利石铁墓志》记其先世“北方人也。曾祖并本蕃豪杰，位望雄重。父葛逻旃，往因九姓离散，投化皇朝，授蕃州刺史”②。志主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其父葛逻旃当生于开元初，这里的“九姓离散，投化皇朝”显然不在开元四年(716),而是天宝元年(742)汗国覆亡之际，葛逻旃年方二十余岁，率部随突厥汗室附唐。“葛逻旃”中“逻”之r音在唐人运用中常予省去，如《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第12行“葛禄与吐蕃连入寇”语③,《郭晞墓志》亦有“从讨葛禄”之说④,因此《舍利石铁墓志》中的“舍利葛逻旃”,即正史中记载的“舍利葛旃”,并据《李光进碑》知其获赐姓名为“李奉国”⑤。贞观二十三年(649)“诸突厥归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⑥,此后长期聚居于朔方县，而骨咄禄之父也“本是单于右厢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①,《舍利石铁墓志》中“本蕃豪杰，位望雄重”固非虚言。
李良臣之女嫁与舍利氏，是阿跌氏与舍利氏交好的集中体现。综合“三李碑”与正史记载，知李良臣有三子光玳、光进、光颜及一女，其中光进、光颜分别生于乾元元年(758)及上元二年(761)。②长子光“为朔方都将”而“不幸早夭”,良臣在安史乱前统其部于鸡田州，属内附蕃部，未归入朔方正式军队，其子更无从为朔方都将。因此，光玳当在至德元载(756)七月随父良臣往灵武谒肃宗后被编入朔方军队，当年良臣二十九岁，光班最多十四五岁。③至德二载(757)十月复两京后，李良臣得授鸡田州刺史，当有一段返家时间，李光进正孕于此时。
至此，我们可以将阿史那氏、阿跌氏及舍利氏三家的婚姻关系，仆固氏与回纥汗室的婚姻关系，以及第二突厥汗国末期主要蕃部间的政治关系。
我们可对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与仆固部相关的诸蕃部之间的关系进行大致归纳。从婚姻关系上来讲，仆固氏与回纥汗室存在姻亲，而阿史那氏、阿跌氏、舍利氏三部存在姻亲。①从政治关系上来讲，阿史那、舍利、阿跌是突厥汗室集团的领导者或坚定拥护者，拔悉密、回纥、葛逻禄由于暂时的政治利益结成同盟，而在这场对立中持骑墙立场的仆固部在突厥灭亡后进一步亲近回纥。因回纥而亡国的内附汗室阿史那氏、突厥异姓贵族舍利氏，以及重要政治成员阿跌氏，无论从婚姻关系还是政治关系来讲，对仆固氏的亲回纥立场应该极为不满。
应当指出，“三李碑”均由当时与李光进兄弟交好的朝中重臣撰写，具有浓厚的私家性质。其之所以不提舍利葛旃与杀仆固場一事，或因毕竟系外姓舅氏行状，与家传无关；况且榆次兵变终归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也不排除为尊者讳的考虑。①不过如前所考，李光进兄弟幼年投靠舍利葛旃以及两个家族的密切关系，是无法否认的。仆固怀恩借兵回纥，为国和亲，从表面上看位望崇重，其实这种地位及朝廷对他的信任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他与回纥的特殊关系上。然而与仆固部不同，回纥时已建立汗国，与唐为两国之交。故当肃代之际唐纥关系趋于紧张之后，怀恩在内附蕃部中就立时变得孤立无援。对于唐廷来说，仆固怀恩嫁女与回纥可汗，复引其兵屯据河东，猜疑之心在所难免。而对于河东内附诸蕃部来说，其在第二突厥汗国末年与回纥的旧怨尚存记忆，而他们在进入河东后，作为唐王朝的臣属，已日渐融入河东军政体制，因此在榆次兵变这一关键事件上，以阿跌、舍利等为代表的蕃部选择了保留观望的立场，甚至不惜落井下石，这恐怕是仆固怀恩当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