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不到一年后，被唐廷倚为干城的仆固怀恩居然反叛，这让代宗非常难堪。仆固怀恩叛乱固然有其蕃部渊源因素，但这些因素仅仅构成了其叛乱的可能性。在促成仆固怀恩叛乱的过程中，河东的蕃部结构与政治变化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诚如彼得森所指出的，“反仆固怀恩的军事集团迹象明显”,对他的攻击更多“出于政治动机”。③可以说，外部因素是仆固怀恩叛乱的首要因素。
关于反仆固氏诸蕃部的家世渊源，仆固場之死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线索。广德二年(764)二月，仆固怀恩之子仆固場在榆次因部下兵变被杀，《旧唐书》记载是“朔方兵马使张惟岳等四人”所为④。《资治通鉴》所记更详，称军士焦晖等因仆固場“党胡人”而哗变杀之，驻军沁州的朔方都虞候张维岳(即张惟岳)闻讯前往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晖、白玉而窃其功”,及郭子仪至河东后“怀恩之众悉归之”。⑤榆次兵变恐非偶然的哗变，至少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朔方军中的主要力量对此持观望保留态度。据《旧唐书·李光进传》记载：“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进姊适舍利葛旃，杀仆固場而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①据此来看，榆次兵变其实由两个步骤组成：先是下级军士焦晖、白玉等哗变杀主帅仆固場,再由朔方军高级将领张惟岳等攘功善后。此事起于朔方军中对胡人的仇视，所谓“党胡人”即暗通、偏袒九姓胡是安史之乱后社会普遍仇胡倾向影响下一种常见的兵变借口，后来张光晟同样以类似因由处死一众回纥人。②焦晖等人只充当了兵变的急先锋，始终隐在事件背后的内附蕃部才是真正推手。舍利葛旃杀仆固場之事，并见于两《唐书》李光进、光颜兄弟本传，暗示出阿跌、舍利两部在榆次兵变中反仆固部的立场，而具有私家撰述性质的“三李碑”则进一步揭示出两方之间非比寻常的政治关系。
所谓“三李碑”,是对阿跌部内附并获赐李姓的两代蕃将李良臣、光进、光颜父子三人碑志的合称，保存了其家族不见于正史的若干重要史料。③据《李良臣碑》记载：“太保讳良臣，其先……世世为大人，号阿跌部，遂以为氏。至太保王父讳贺之……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所统南诣灵武，请为内臣。……拜为银青光禄大夫、鸡田州刺史，充定塞军使。”④按：元和八年(813)秋阿跌部方得“赐姓李氏，列于宗籍”⑤,为论述方便这里一并以赐姓指称。王永兴指出，阿跌部凡两次内附唐朝：
第一次在贞观二十一年(647),诸部并未南迁，而是以“唐制试行于大漠以北敕勒诸部族”,在阿跌部领地设鸡田州，以其酋长为刺史；第二次在开元初，阿跌部随铁勒其他几部共同摆脱默啜统治，越过大漠南迁，唐廷在回乐县侨置鸡田州，仍以其酋长为刺史。①结合代际更迭与贞观以降北方民族形势考虑②,《李良臣碑》所述良臣祖父阿跌贺之于贞观初年迁至灵武附近之事，显然是将开元之事误植于国初，而碑中所谓获“赐车服器用”,“筑城邑以居，始有宫庙官属之制”,更像是第二次内附后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