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伽公主阿那氏为默啜可汗之女，阿史德觅觅之妻。羽田亨认为此阿史德觅觅正是《旧唐书·突厥传》所载的阿史德胡禄，觅觅盖其本名，而胡禄为突厥人名中常见的美称。③但他将“踏没施”对应为tangribulmis(天上得),则似显牵强。该词更可能是一种突厥官职。④按：古突厥语有tamYa一词，本指烙在马、牛等牲口身上的印记，tamγaci则指掌管牲口印记的官员①,耿世民译为“掌印官”②,特肯则译为“皮毛监”,引申为“秘书”③。综合上述观点来看，此职可能是由牲口之掌印官发展而来，带有秘书性质的突厥汗庭内部官员，既与“踏没施”之汉音更相吻合，复与驸马阿史德觅觅的身份相符。据《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三年(715)二月“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趹跌思太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来奔，前后总二千余帐”④。《旧唐书·突厥传》所记略同，唯“前后总万余帐”的数量与前悬殊，并更载“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俄又归朝，授以特进”一事。⑤知开元三年(715)二月后不久，阿史德觅觅归朝。同一时间，臧怀恪亦以小股游骑觇视而遭遇突厥八部，最终劝降设支部二千余帐归唐。综合上述因素，我们认为这个“设支”正是阿史德觅觅。“支”、“施”音近，“设支”之“设”则很可能系“没”之误。
至于“曳勒歌”和“乙李啜拔”,他们应为同一人。“曳勒”与“乙李”音近，很可能来自突厥语alp或el的音译。“歌”与“啜”音近⑥,“歌”在《广韵》中属下平声歌韵，古俄切；“啜”则有两个读音，一为去声祭韵，尝芮切，一为入声薛韵，殊雪切或昌悦切。⑦其中祭韵者读音与“歌”相去较远，而薛韵者则读音颇近。“歌”在晚期中古音里拟韵为aǎ[a],“薛”为yat、iat或jiat①,两者韵读颇近，可为印证。所以，“曳勒歌”与“乙李啜拔”是同一突厥名的不同音译。从时间上看，曳勒歌在开元六年(718)为“仆固都督”②,怀恩此时应已出生③,乃父乙李啜拔当至少二十左右。我们已经知道在仆固氏谱系中不存在“设支”此人，复知“曳勒歌”与“乙李啜拔”为同名异音，故可以确定“曳勒歌”与“乙李啜拔”是同一个人。至于为何会有一名两译现象，我们推测“啜”或“啜拔”带有尊称意味，其出现在两《唐书》的仆固氏谱系中，当采自家谱、家传或碑志等自叙性材料，有标榜之意。④而“曳勒歌”应为音译，其出现也仅在官方的两次诏书中。
开元八年(720)还有一个仆固都督勺磨出现于史料，《资治通鉴》载开元八年(720)六月，“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趹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睃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⑤。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曳勒歌已于此前亡故⑥,这样的推论似乎过于草率。设支、曳勒歌、勺磨分别于716年、718年、720年任仆固都督，仅四年而部族首领更替频繁若此，于理不合。况且《旧唐书·王睃传》所谓“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其背景本在开元四年(716)突厥诸部款附后不久①,开元八年(720)王睃诱杀叛部，所以此仆固都督勺磨当在开元四年(716)后不久担任该职。我们已确知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六年(718),仆固部附唐之都督为乙李啜拔，所以勺磨与乙李啜拔不是先后关系，而很可能同时存在。乙李啜拔部归附后被安置于大武军北，从《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来看，其活动区域主要在蔚州北部②,而非河曲受降城。另外趹跌(阿跌)部其时已常住回乐，并未见活动于受降城附近。③据此推断，受降城附近的勺磨应是仆固部某分支的首领。《新唐书》保存了另一则看似残缺的史料，于理解此事多有助益。其云：“延佗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开元初，为首领仆固所杀，诣朔方降，有司诛之。子曰怀恩。”④此则史料因残缺难解，多为研究者所不取。但它提供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即开元初朔方军曾诛杀一位前来投奔的仆固部首领。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正是勺磨。从前引《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勺磨并未带有仆固部众，而是与少数陕跌部众散居，不是其部主干。⑤至于上引文字中所谓“(歌滥拔延)为首领仆固所杀”及“子曰怀恩”,中间当有错讹。①
至此，仆固氏世系可重列如下：歌滥拔延—(子)思匐—(子)乙突一(子)佚名—(子/侄)乙李啜拔—(子)怀恩。以歌滥拔延盛年归唐的646年始，到仆固怀恩暴卒鸣沙的765年止，以上仆固氏六代人共历120年，与正常代际间隔相符。乙李啜拔应是第四代佚名酋长之子或侄，第六代怀恩之父。乙李啜拔约生于7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当高武交替之际。他在开元四年(716)六月率部与回纥、同罗等部一起归唐，唐廷“于大武军北安置”其部，并授其仆固都督。②
